1702982923 （4）意识形态的非斯大林化的不彻底导致了僵化保守，故步自封，僵化的意识形态成为改革的桎梏。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曾成为东欧许多共产党活动家的信念，在东欧社会主义特定的环境下要彻底摆脱这一信念非常困难。保加利亚共产党姆拉德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受到新的宗教裁判所的桎梏的束缚”。［14］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把社会主义看成发达的和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经典的共和政体思想包括法制国家、议会制、人和公民权利、政教分离、世俗化、教育普及、科学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性、言论和信仰自由、普及文化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认为，“由斯大林倡导和实践的封建—奴隶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歪曲了这些概念”。［15］党的宣传部门的做法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波兰的利宾斯基认为，“党的宣传歪曲现实，消灭新闻自由，有计划地混淆视听，粗暴干涉社会科学部门，相应地编造供各级用的教材，实行经济恐怖，给奉迎者以奖金和特权，不断地消灭独立思想”［16］。在上述环境下，政治、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教条化的传统意识形态也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东欧共产党受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影响颇深，将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得他们在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等经济改革的关键性领域裹足不前，不敢越雷池一步。南斯拉夫尽管与苏联的正统理论分道扬镳，但其理论家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独出心裁地创立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将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自由人联合体等不切实际的设想付诸实施，甚至在私人企业雇工多少为宜的问题上也求助于经典。［17］从表面上看，他们力图为其经济改革提供合法性，但却束缚、阻碍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徘徊不前。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较早承认商品经济的，但这种承认并不彻底。如承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是占有劳动成果的唯一基础，强调按劳分配，否定资本在分配中的作用。“自治理论成为新教条主义枷锁，为市场经济的建立设置了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障碍。”［18］波、匈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因循守旧，不愿突破正统理论，担心改革会侵蚀正统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经济改革上缩手缩脚，犹豫不决，难以进行果敢的改革。波兰在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等领域裹足不前与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无关系。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力图将改革限制在正统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范围内，为经济改革设置理论羁绊。波兰社会主义时期最后一任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剧变后曾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这种提法在20世纪80年代很难为执政党所接受。

1702982924

1702982925 应当强调的是，超级大国苏联的存在作为一个外在因素限制、制约着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南斯拉夫较早摆脱了苏联控制，是一个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不只是沙皇俄国的简单继续，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19］在冷战时期，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拉科夫斯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帝国性质”。［20］作为正统社会主义堡垒的苏联对于卫星国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异常敏感，不会放任东欧发生不利于苏联的变化，恫吓与威胁是苏联对付其盟友的惯用手段。苏联领导集团担心东欧的改革不仅会威胁它在那里的霸权利益，而且会对苏联社会本身造成影响和冲击。［21］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试图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就遭到苏联军队的无情镇压，同年匈牙利在令莫斯科放心的情况下进行了谨小慎微的改革，实行“新经济机制”。1982年的波兰经济改革也是在苏联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苏联只默许东欧国家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一旦苏联认为东欧某个国家越轨就进行干预。这就可见东欧的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一方面要顾及莫斯科的反应，避免不触怒苏联，另一方面要顺应国内的改革要求，解决经济体制运行不畅的问题。这种状况，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大权之后有所改变，苏联出于国内改革的需要，要求东欧加快经济改革，但为时已晚，一方面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危机加深，另一方面政治力量出现了重组，政治动荡开始加剧。拉科夫斯基认为，“在战后有限主权和斯大林主义占上风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一经济制度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未能确保实现应当释放出来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一制度里，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公正”。［22］因此，人民群众对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丧失了信心。1989年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东欧共产党失去了以改革方式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历史机遇。

1702982926

1702982927 ［1］（美）特里萨 · 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等主编，林穗芳译：《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02982928

1702982929 ［2］（西班牙）费尔南多 · 克劳丁著，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1702982930

1702982931 ［3］（英）本 · 福凯斯，张金鉴译：《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702982932

1702982933 ［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702982934

1702982935 ［5］John Marangos, Alternative Economic Models of Transition, Ashgate, 2004, p.15.

1702982936

1702982937 ［6］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702982938

1702982939 ［7］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1辑。

1702982940

1702982941 ［8］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702982942

1702982943 ［9］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702982944

1702982945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702982946

1702982947 ［11］（匈）亚诺什 · 科尔内著，张晓光译：《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702982948

1702982949 ［12］W. Brus and K.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9, p.25.

1702982950

1702982951 ［13］M. G. Roskin, The Rebirth of East Europe, Prentice - Hall, Inc. 1991, p.111.

1702982952

1702982953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702982954

1702982955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702982956

1702982957 ［16］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1辑。

1702982958

1702982959 ［17］孔田平：《试论南斯拉夫经济危机的理论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10期。

1702982960

1702982961 ［18］朱行巧：《南斯拉夫早期经济改革：经验与启示》，1997年向“对转轨中的渐进主义重新思考”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1702982962

1702982963 ［19］Adam Bromke, Eas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Solida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93.

1702982964

1702982965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702982966

1702982967 ［21］李静杰、王小路：《苏联的“共同规律”和东欧的改革潮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1702982968

1702982969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702982970

1702982971

1702982972

[ 上一页 ]  [ :1.7029829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