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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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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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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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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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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匈）亚诺什 · 科尔内著，张晓光译：《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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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W. Brus and K.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9,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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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 G. Roskin, The Rebirth of East Europe, Prentice - Hall, Inc. 1991,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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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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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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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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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孔田平：《试论南斯拉夫经济危机的理论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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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朱行巧：《南斯拉夫早期经济改革：经验与启示》，1997年向“对转轨中的渐进主义重新思考”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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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dam Bromke, Eas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Solida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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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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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静杰、王小路：《苏联的“共同规律”和东欧的改革潮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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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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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40．如何评价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和巩固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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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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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应该如何评判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其转换，莫斯科对中共何时、何地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斯大林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中苏同盟起源的历史事实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和认同。关于1944—1950年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笔者近些年通过梳理中俄双方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分专题进行了详细描述。［1］本文则着重讲述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苏同盟起源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总体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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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有把对方作为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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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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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体认为，虽然中共始终处于莫斯科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则是比较紧张的。近年，旅美俄国学者潘佐夫利用最新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所进行的研究指出，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整体说来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紧张：3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共地位的上升“应该归功于莫斯科，而首先应归功于斯大林”，后来毛泽东所批判和斗争的中共党内莫斯科派领导人都是斯大林“已不再信任”甚至准备审判的人。［2］这些史事都是得到考证的，其结论也是可信的。但作者进一步认为，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在很多政策上都一成不变地依赖莫斯科”，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并且是靠斯大林的支持才战胜蒋介石的。［3］这些看法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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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日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张。例如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共最初出于对联蒋抗日的方针缺乏信心，曾一度采取了借机除掉蒋介石的策略，主张把蒋交付人民审判，重组“革命的国防政府”。只是在看到了莫斯科公开表明的反对立场后，中共中央才改变了主张。［4］再如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5］1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接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得知中共军队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后，潘友新立即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敌人依然是日本人。如果中共将发动积极地针对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战”，“你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乃是竭尽全力来保全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尽管同意对国民党发起政治攻势，但强调“不应当直接点蒋介石的名字”，更不能直接“指责他便是皖南事件阴谋的组织者”。［6］显然是受到苏联立场的影响，毛泽东在出席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便改变了说法，只提发动全国性政治反攻，并指出左派提出与国民党大打的政策不能实行。［7］从本质上讲，国共两党水火不容，而斯大林出于对苏联东线安全的考虑却必须支持国民政府，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这方面，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共当时毕竟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对莫斯科只能言听计从。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是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后，又不得不改变初衷，毛泽东此时对斯大林的感受可想而知。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考虑中共未来的发展时，首先会想到争取美国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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