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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专家的待遇、汇率及其他经济贸易谈判中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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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斯大林为此所采取的更大的举动不是在中苏谈判之中，而是在中苏谈判之外。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实施，斯大林试图在旅顺之外另行寻找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地点就选择在朝鲜半岛。于是，就在1月28日苏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方案之后两天，斯大林决定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谈他苦苦追求已久的军事计划。此前，斯大林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即首先解决中共攻占台湾的问题，以后再帮助金日成解决朝鲜问题，还答应帮助中共建立海军和空军，并提供飞机和军舰。现在不同了，斯大林背着毛泽东在4月10日—25日与金日成举行了秘密会谈，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直到5月中旬才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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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1月30日突然作出的这个重大决定，无疑为即将签字的中苏同盟条约蒙上了一层阴影，它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一方面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逆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提出的“全面遏制”原则，构成了美国重新确定对华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苏联对外军事援助的方向。此前，为了阻止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莫斯科一直限制对平壤的武器供应。现在，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地运往朝鲜半岛。与此同时，本来答应援助中共的飞机、军舰却迟迟不能到货，尽管周恩来不断发电催促，甚至讲明中共进攻舟山、金门和台湾的时间表，莫斯科仍无动于衷。可以认为，中共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成泡影，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报复，也显示出莫斯科对中苏同盟条约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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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称收回东北主权是“虎口夺食”，也知道莫斯科之行得罪了斯大林。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中苏同盟，也为了中共政权的巩固，他必须对斯大林有所表示。毛泽东本来对金日成到北京传达的信息提出怀疑和反对，5月14日斯大林几行字的电文使他立即改变了态度，不仅当场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鲜的军事行动，而且在战争开始后，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战。然而，斯大林帮助金日成所采取的行动，其本意是要为苏联在朝鲜半岛重新建立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同意几十万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即使取得胜利，又如何实现莫斯科的目标？所以，对于毛泽东三番五次要求出兵的暗示和金日成的不断请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直到9月底北朝鲜军队全线崩溃，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防御阵地在即的时候，斯大林才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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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国出兵朝鲜，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条件，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这一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就连斯大林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黑海与周恩来会谈时他出尔反尔，背弃了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诺言。但在斯大林看来，挽救北朝鲜并保障苏联的东线安全，唯有中国人站出来这一招。中国多数领导人反对出兵，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主张出兵援朝，考虑的是政治问题。从本质上讲，中国出兵要挽救的主要不是朝鲜，而是中苏同盟。毛泽东所说即使战败也要出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旨意，任由美国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那么，墨迹未干的中苏同盟条约真的可能就形同一张废纸了。那时中国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就很难再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了，且不说刚刚建立的政权还面临着共产党难以应付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正是毛泽东在危急时刻作出的中国出兵与美国孤军作战这一决定，才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此后，斯大林及时派出苏联空军参战，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涉及战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典型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被迫单独参战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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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简要回顾表明，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双方来说的确都是非常艰难的，这里至少经历了五次转折：由于缺乏信任，1944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选择对方作为战后合作的伙伴；1945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斯大林的白眼；1946—1948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才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撞中被迫作出重大让步，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才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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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和苏联都是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结盟问题的，意识形态不是出发点，但确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斯大林以国际主义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标准，而毛泽东则把崇尚国际主义和追随莫斯科作为取得苏联支持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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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毛泽东的坚定信念、灵活策略和军事才能，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些援助和支持在巩固中共政权的过程中才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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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联的安全与中共政权的巩固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和一致性，但在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却有严重冲突，毛泽东逼迫斯大林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利益，险些导致中苏同盟毁于初建。而毛泽东在战争的环境下为了维持这个必要的同盟，又不得不置眼前的国家利益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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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格局对中苏同盟形成的直接影响在于客观上推动了苏联与中共的接近，并成为中苏调整相互关系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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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于美国人经常讨论的“失去中国”的问题，如果说1944年确有美国与中共建立正常或友好关系的可能性，那么随着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逐步靠拢，这种机会到1949年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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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苏同盟对于双方来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不信任始终存在，且时隐时现，特别是就领袖个性而言，毛泽东无论如何不可能长期寄人篱下，他所承受的屈辱和压抑，总有一天要爆发——中苏同盟在建立的时候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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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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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2期。另可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使用的具体史料及其来源均可查阅上述论著，限于篇幅，除新的补充材料外不再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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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 Панцов А. 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6. No. 2. С. 75—87； А. V. Pantsov, “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Become the Leader: New Archival Documents on Moscow’s Role in the Rise of Mao”, Issues & Studies, 41, No. 3 （September 2005） pp. 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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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Панцов A. 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6. No. 2. 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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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14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18日。转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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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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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潘友新与周恩来、叶剑英会谈记录，1941年1月15日，АВПРФ，Ф.0100, ОП.25，п. 200, Д. 8, л.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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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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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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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RU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IX, Washington, D. C. ： GPO, 1972, pp. 14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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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这批武器的具体数量，俄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看法。不过，这批武器对于内战初期中共抵住蒋军大举进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是没有疑问的。详见Борисов О. Б.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С. 138、185；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76—80页；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285—306页；本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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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到1947年6月，运送给东北局的物资共4批约800—1000个车皮，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又有52万余吨。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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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内战期间，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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