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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让我们看看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斯大林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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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斯大林的研究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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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变化，决定着俄罗斯学术界历史研究态度的改变，因而发生了对俄国历史和现状的重新评价。这期间，随着戈尔巴乔夫完善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史学界的改良—修正学派为自由民主派所代替。而在1992年以后几年，随着休克疗法一激进改革遭受严重挫折，西方自由民主派的史学观又陷入危机。大体在90年代后期，新的史学观——文明观开始抬头，欧亚主义为人们所重视。但俄罗斯的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使史学界的各种思想派别出现多元并存的局面，有新自由主义派、新保守派、新欧亚派和传统——乡土派，等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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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史学流派纷呈并存的情况下，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各说各话，很不一致的。但我们应该着眼并把握史学界的主流、基本趋势、基本看法，而不能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把少数思想流派的观点作为史学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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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把握史学界对斯大林问题研究的主流呢？这应着眼于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和评价，以此来把握这一研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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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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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俄罗斯“历史学家多将其视为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8］学术界大多倾向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具有一系列关键的特征，如对社会实行绝对和全面的监督，一党专政，极度中央集权，压制异己思想，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民众的支持，等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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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许多学者也认为，斯大林体制的建立不能简单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它包含有俄罗斯传统和革命后果方面的因素。有的学者也指出，斯大林体制“是所有社会力量情绪和活动的综合产物”。不过，许多史学家也同时指出，不能忽视斯大林在这一体制形成中的个人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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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斯大林体制的上述评价外，原改良—修正学派的“行政命令体制说”，还在一部分学者中间流行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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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工业化的评价褒贬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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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苏联工业化存在客观上的要求，是为苏联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状况所需要的。［11］但认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内实行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是可行的；而斯大林却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消极后果较大的加速工业化方针。［12］这一方针引起轻重工业、工农业严重失衡，社会过度紧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非常措施。也有不少人认为，工业化很快改变了苏联的落后面貌，对二战的胜利起了支撑作用［13］。总体上史学界对苏联工业化有褒有贬，但肯定者还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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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农业集体化基本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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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多数史学家对使用强制、暴力手段实行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政策，是完全否定的。［14］他们认为，集体化的完成使苏联社会变成两极化，一极是官僚支配着国家的集体农庄的财产；一极是失去基本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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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大清洗完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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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30年代大镇压是苏联国家的悲剧，普遍给以否定，认为正是这一大镇压，使苏联最终确立了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制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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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大清洗是俄罗斯学术界研究和出版的一个热点，出版了数百种，达上千册有关苏联惩罚制度历史和包括各种资料的著作。［16］研究的问题涉及大恐怖时期的死亡人数，劳动营、教养所、监狱和特别流放的总人数，等等，也出版了有关大规模镇压、劳动营制度和特别流放制的多卷本文件集。俄罗斯各地区普遍出版了有关镇压情况的资料和研究性著作，仅普斯科夫一个地区就出版了有关那里镇压情况的15集资料，萨马拉出版了14卷集，鄂木斯克有6卷集，斯摩棱斯克有4卷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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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莫斯科出版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17］该画册“为两个光盘，上面载有134万多名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单”。据画册出版者负责人、“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阿尔谢宁 · 罗根斯基在发行仪式上所说：“在收集起来的资料中还有许多没有发表。按最小数字统计，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应该还有10倍多。”［18］也就是说，苏联时代总计有1300万—1400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不过请注意，这里的“受害者”不是仅指被处死的人，而是广义的受害，即受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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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俄罗斯有3个州和个别城市就二战胜利为斯大林立了纪念碑，但同时不能不看到，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几乎普遍建立了各自地区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其建筑样式都一一载入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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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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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民众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不同，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是战争初期的失误、战争中的人员损失等。［20］民众中一些人谈二战胜利同斯大林个人相联系，史学界则认为，二战的胜利是全民的功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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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л · C · 列昂诺娃教授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人们将苏联社会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近乎免费的住房等）都归功于斯大林。人们尤其强调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另一种观点才更具权威性，其中包括史学博士в．П．达尼洛夫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这已为事实证明——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动力推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动力归根结底是革命的成果，它长期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趋势和内容，它是人民的丰功伟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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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罗斯学者对上面这几个重要方面的评价看，这些年，俄罗斯史学界主流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并未发生基本评价的更改和变化，所以，谈不到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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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教科书较能反映学术界基本的、主流的观点。为了更确切地印证上述史学界的研究情况，再让我们通过两种较为典型的教科书，看看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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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在教科书中带有左翼共产主义色彩的一部，这是由э · М · 夏金等人主编、由莫斯科大学以库库什金为首的20世纪俄罗斯史教研室评论审定的一种高校教本。对于“大清洗”，它是这么评价的：有关斯大林在战争临近时搞镇压是为了消灭“第五纵队”，这本书认为，“斯大林的忠实战友莫洛托夫向诗人楚耶夫提出这一说法，是为了替镇压作辩护”。［23］可见，这个教本对“大清洗”是彻底否定的。该教本认为，30年代的体制是一种“行政命令体制”。对于整个30年代，这本书评论说，“尽管艰难困苦，发生所有困难，国家面貌却快速改变了”。“虽然国家生活在这个时期有过悲剧和矛盾，也有涉及方方面面的革命改造的乌托邦计划，但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劳动中追求高度职业技术，追求个人幸福生活和稳固家庭的思想动机，则在社会上占有自己的地位”。［24］在这里，这本书只能用“强国思想”、国家发展和劳动、个人家庭幸福等最一般的思想来评论30年代，而怎么也否定不了“悲剧”、“乌托邦计划”和“矛盾、困苦”等。可见它尽管用语含糊，也不能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作多少有力的论证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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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也是为教育部核准的教科书——A · К · 索科洛夫的《苏联历史教程（1917—1941）》。该书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说得更透底一些。它在评说俄罗斯史学界的观点时认为：“现在，对苏联30年代社会体制结构所作的解释中，以极权模式或极权制度为最流行。”［25］这个教程也持这一观点。该《教程》说，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俄罗斯史学界各种评价都有，既有“乌托邦纲领”说，也有“马克思主义特殊民族支派”说；既有“国家社会主义”、“变形社会主义”说，也有“兵营社会主义”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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