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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11 第一，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就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19世纪上半叶，俄国尚处在落后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俄罗斯文学便得到了高度发展，由普希金开端，相继出现了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最初十年，俄罗斯文学再次出现辉煌，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群星荟萃，个性鲜明，不仅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在审美立场和创作技巧上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那么，到世纪之交，艺术流派与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审美观念多元化，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平行发展，出现了多层面的文学现象。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新现实主义。他们把大写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向首位。在他们的作品中，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由的斗士，是胜利者。除了高尔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还有列 · 安德烈耶夫、伊 · 普宁等著名世界的大作家。起源于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现代主义几乎同时在俄国很快发展起来，亚 · 勃洛克、A · 别雷、И · 安宁斯基、安 · 阿赫玛托娃、奥 · 曼德尔斯塔姆等大诗人为其代表。俄罗斯的现代主义先后出现了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新农民派和未来派。现代主义的各派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差异，而总的倾向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否定现实主义美学中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定其社会或历史环境对人的必然决定论，维护人的个性和人不受历史时间因素束缚的权利。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的优良传统，而且几乎同世界的最新美学思潮同步，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的高度发展不只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学财富，还标志着俄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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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13 第二，斯大林的政治高压政策打断了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复兴。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托洛茨基在其《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由于革命和内战，“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2］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被打断。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成潜在的敌人，贬低“白银时代”的文学，把世纪之交的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企图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大批文学家被迫逃到国外，另一些文学家转做其他工作，最早投向革命的只有少数文学家。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设想未取得多少成效。只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文学才得到复苏的机会。20年代苏联文学由复苏而达到一定的复兴。“白银时代”的一批老作家跨入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苏维埃年代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品基本上产生于这个时期。20年代的文学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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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15 到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完全确立，文学复兴和发展的势头被打断。各种文学团体和小组被解散，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遭扼杀。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口号下，人道主义被否定。不仅一批对文学复兴有很大贡献的“白银时代”的散文作家、著名诗人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而且曾热情为苏维埃政权歌唱的马雅可夫斯基也遭冷遇，他的戏剧《澡堂》被停演。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3］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被打入“异己分子”的队伍，20年代文学的复兴实际上被否定。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制定了作家协会章程，作家协会成为文学家唯一合法组织。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唯一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性格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作家协会实际上成为限制作家自由创作、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在30年代的大镇压中，作家协会帮助镇压机关逮捕和杀害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另一些持不同审美思想的著名诗人、散文作家、剧作家虽逃过镇压却失去了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权利。即使执行当局文学路线而得到认可的作家也必须处在严格的监督与检查之下，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怀疑和打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论是在前线工作的1000名作家，还是留在后方的2/3作家，都为战胜法西斯而进行战斗，但党和国家机器对作家的监督和控制却更加严厉。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影响不好，便改由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人亚历山德罗夫等直接监控文学家的活动，甚至由党中央书记处对一些作家作出批评或处理的决定。1946年针对列宁格勒《星》、《列宁格勒》杂志和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两位作家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整肃运动，文学家首当其冲，文学界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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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17 从20年代末到斯大林去世之前，对文学领域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裂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十月革命后逃到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的回国，有的死亡，人数已经减少，而30到50年代的大镇压又使一些新的成员加入到侨民文学家队伍。另一些不能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或者从事翻译，或者潜入地下写作，其作品只能收藏起来。在国内公开活动的作家队伍中不乏有名的作家，也出了不少名作，但文学活动的环境极不正常也不健康，使许多作家经常处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像肖洛霍夫、列昂诺夫等著名作家，甚至连紧跟党的路线长期担任作家协会领导的法捷耶夫，也没有逃脱受批评的境遇。在这种环境下，许多作家被推上“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当时最风行的是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是不顾事实的“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千篇一律，矫揉造作，刻板旧套，缺少美学价值。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严重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封冻”状态。对于文学艺术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5］苏联文学已经到了不进行一场变革已走投无路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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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19 第三，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文学“解冻”提供了机遇。苏联实行领袖政治，国家没有走上法治的道路，没有建立起按照民主程序更换领导人的制度，即使是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未能避免“人亡政息”的命运。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新领导集团迅速开始清理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文学领域也同时发生了“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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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21 文学“解冻”的进程与赫鲁晓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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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2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的新时期。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文学家首先感受到社会气候的变化。爱伦堡在《人 · 岁月 · 生活》一书中回忆，他决定写一本中篇小说并立即写下书名《解冻》的时候，曾想到1953年的4月。这年4月，对俄国来说不只意味着春天的即将来临，而且还是一个难忘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月，国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医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谋杀的消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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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25 列宁格勒女诗人О · 别尔戈丽茨也是这年4月，在《文学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一文中提出：作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表现”，呼吁诗歌中“多一些真诚和解放”。她批评：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一些诗人“一听到个性这个词”竟“不寒而栗”。这是文学界发出的最早呼声，要求文学回到它的主题，即人和人的感情上来。5月1日，《文学报》打破了多年来官方庆典的传统，在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栏爱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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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27 6月23日，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作家兼评论家К．丘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鳄鱼》杂志有可能发表左琴科沉默时写的短篇小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包括绝大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将获得新的生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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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29 7月25日，作家谢尔文斯基因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的诗集被出版社拒绝而给马林科夫写信。信中说：作为作协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协，而找自己的文友，说明“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接着批评笼罩在作协内部的“恶劣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纯洁气氛太远了”。写信人还批评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早在战争时期，为了把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他们拥有无限权力，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竞争对手，最终脱离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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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31 8月22日《文学报》以И · 沙米亚金《幸福时刻》小说的命运为例，批评“一些编辑和评论家不正确地帮助作家，促使他们伪造和通过不妥当的方法粉饰现实”，号召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勇敢地对抗批评者的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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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33 诗人瓦 · 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在文学的“解冻”时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杂志的8、9月号上连载了费 · 潘菲洛夫的《伏尔加河——母亲》。小说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规划，想想人民的需要吧！”［9］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投机家的上层人物。作曲家阿 · 哈恰图良说：“创作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10］爱伦堡在《旗》杂志10月号上也提醒读者：艺术上的统计和工业上的统计完全是两码事，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不受行政官员和作家协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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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35 《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弗 · 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诚。有些作品之所以“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粉饰现实”源远流长，表现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凭空杜撰永庆升平的景象”；掩盖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丑事和坏事”；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告诫作家：“你如果总是要看某人脸色行事，你就是个坏作家。”千万不要干“估价行情”的蠢事。他还批评一些评论家“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回声，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只是四处散播别人授予他的东西”。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11］波梅兰采夫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共鸣。古比雪夫的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并且愤恨至极，作家替老百姓说出了“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这位读者还表示：“所有有头脑、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12］作家В · 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说：“我认为，波梅兰采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因循成习的不诚实，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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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37 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14］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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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39 《新世界》杂志在1954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部分。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它的内在自由，他的尊严，它的责任感。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的诗句。［15］4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Ф.阿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庄人》评论文章。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俊女。这一年，阿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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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41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月号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小说中几对从强制和镇压时代过来的男女，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冷漠呆板，唯恐自己变得直率和随和，生活并不幸福。在春寒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小说揭露厂长茹拉甫廖夫，为了取得上级的信任，只抓生产和新技术革新，不顾职工生活，结果职工居住的简易房倒塌，造成灾难。玩世不恭的画家沃洛佳只画能捞到好处的宣传画，画技衰退，而他的同学萨布罗夫甘于寂寞和忍受生活的贫困，坚持创作，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大成绩。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人心，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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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43 这就是文学“解冻”头一年的大体情况。少数作家勇敢地站出来，通过发表文章、给领导人写信、发表创新作品、在有关会上发言，尖锐地批评文学存在的现状，要求结束斯大林的文学政策，维护作家独立自主的创作权。这些作家分散在不同地区或单位，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发表这些言论和作品的也是个别刊物，说明这些行动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当然，正像爱伦堡提到的，文学“解冻”的出现与苏共新领导迅速清理斯大林晚年的个别案件有关系。而有的学者却把文学“解冻”同赫鲁晓夫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是他主导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现在已经知道，斯大林去世后，首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是马林科夫，而最早提出并推动对斯大林晚年一些案件进行清理与平反的是贝利亚。赫鲁晓夫作为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当时的主要心思在谋取最高领导权上。直到1954年5月爱伦堡《解冻》小说发表、文学“解冻”已历经一年以后，赫鲁晓夫才关注这件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16］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新领导对文学的“解冻”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而主张对爱伦堡采取批判的态度。从此以后，赫鲁晓夫开始过问文学领域的事。赫鲁晓夫是根据自己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文学“解冻”采取不断变换的策略，有时利用，有时又压制和打击，总的原则是要把它置于党的控制之下。这种态度贯穿此后文学“解冻”的整个过程中。正是由于赫鲁晓夫采取这种不断变换的态度，才使文学“解冻”运动出现种种曲折，不是一个持久和连续的过程，有时“解冻”，有时又刮来寒流。文学“解冻”运动因而也就变成一场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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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45 在爱伦堡《解冻》发表前后，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对这部作品，有的编辑赞扬，有的则表示担心。К · 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П · 波斯佩洛夫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А．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5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如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个剧在叶尔莫洛娃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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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47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文章说，“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文章点名批判了佐林的《客人》等作品，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17］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在6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改进对作家思想教育工作》一文中，也有一段专门说到爱伦堡及其小说《解冻》的文字。其中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他的中篇小说的一些缺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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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49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题为《伊 · 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的长篇评论文章。这位作协负责人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 · 爱伦堡最近15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他的结论是：“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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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51 从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到《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这么集中地针对爱伦堡及其“解冻”文学开展批判，只能说明这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组织者当然是赫鲁晓夫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因为不论是作家协会，还是《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都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7月1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信，为讨论《新世界》杂志工作的相关问题和自己未发表的长诗，请求接见。赫鲁晓夫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责《新世界》发表了有争论的作品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在阴曹》。他认为应当从这样的立场来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缺点：“敌人指望斯大林死后党的路线将修正，但是他们错了。”赫鲁晓夫承认，这类“偏向”的部分责任应当由党的领导来负。“我本人有过错，对个人崇拜阐明不够，使知识分子产生幻想。”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20］赫鲁晓夫的这个表白基本上符合他在处理文学“解冻”问题上的立场：他仍是斯大林主义者，只是在策略上有所变化。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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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53 尽管赫鲁晓夫和文学界的领导人对爱伦堡的《解冻》和《新世界》杂志采取了批判和“纠偏”措施，但是，这些作家的行动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爱伦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西蒙诺夫等所进行的批评和评论反而引发了“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文学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该不该有缺点？”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普罗托波波娃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坚持日丹诺夫“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观点，认为“塑造理想人物的形象目前已成为当代苏联文学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21］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公内心斗争抹杀掉”。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22］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23］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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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55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信中说：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著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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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57 在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与任务》的主旨报告。他仍然认为，在党的路线指导下，20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是：“好”或甚至比“好”还多一些。报告人不好直接反对作家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因为新领导正用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面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便使用了一个听起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相容的名词“心灵状态”，说：“一个作家如果陷入了狭小的‘心灵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失败。”“一些很有经验的作家，如伊 · 爱伦堡在中篇小说《解冻》中和维 · 潘诺娃在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些作者集中注意去批评生活中黑暗的现象而造成的。批评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糟糕的在于他们违反了方法上的客观法则，站在抽象的‘心灵状态’的不牢固的基础上，将作者对于苏联人的任意的主观的看法与社会的人之个性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26］西蒙诺夫比苏尔科夫要实际一些，他在《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中，不得不从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来检查苏联文学中之所以存在“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他认为，该定义的第二句，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使人们产生“并不是任何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错觉。因此，战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公式”，“他们竭力‘改善’现实，其借口就是要在发展的趋势中表现现实”。他又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各个艺术领域滋长起来的热衷于伟大人物和宏伟事件的倾向，无论怎么说都是和‘个人崇拜’和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有关的。［27］西蒙诺夫建议删除章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大会的前7天很沉闷，只是在作家奥维奇金发言以后才活跃起来。奥维奇金不同意苏尔科夫对文学现状的估计。他说：“近年来文学里出现了许多灰色的、平庸的、粗糙的东西，不仅出现了，而且混到最高地位，混到了所谓带头地位，或者说得激烈些，混到了文学的代表地位”，成为“看齐的目标”。［28］他批评颁发文学奖金的制度不对头，不民主，没有估计到读者的意见，没有估计到公正的批评意见。他还批评西蒙诺夫作为《文学报》主编发表了不少论文，搅乱了一切标准，把平庸拙劣的东西捧上了天。肖洛霍夫也说：“近年来杂志上和书市上充塞着许多灰色平庸的文学作品，这股潮流泛滥成灾。”［29］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试图把文学的“解冻”引向新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大会对作家协会的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同时，把曾受到批评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格罗斯曼等都选入作家协会新的执行委员会，恢复了阿赫玛托娃作协成员的资格。但是，文学“解冻”的势头并没有被压下去，广大作家坚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对用政治来压制文学。领导上不得不答应，今后不再随意逮捕或监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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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859 1955年1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成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5月7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30］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31］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 · 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为了出版被迫害者的作品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 · 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 · 维谢奥利的小说；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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