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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逝世后，首先是贝利亚主动搞起苏联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签署绝密文件，下令成立专项侦查小组重新审查斯大林晚年的“医生案件”、“被捕的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前苏联军事部的领导被控案”、“明格列尔案件”以及“1951年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强制迁移公民案”、“前苏联空军领导人和苏联航空工业部的领导被控案”。［13］根据重新审查的结果，贝利亚迅速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上述一系列案件［14］的复审报告和予以平反的提案，并指出，“被捏造的‘医生案件’曾在苏联国内外轰动一时，给苏联的威望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失”，因此提议“在报刊媒体上发表为此案平反的公告”［15］。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上述报告，其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平反，并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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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坚持把他签署的案件复审报告和其他材料附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决议后面，分发给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地方州委书记等人，贝利亚展示给社会的是反对滥用职权和反对政治迫害的勇士形象，也许他有以此赢得民心捞取政治资本的动机，但无法否认，贝利亚的复查报告和提议平反议案的积极意义，它拉开了苏联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实属难能可贵，在当时起到了打破社会政治僵局、提高领导集团威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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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还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大赦草案报告。报告指出劳改营、监狱和集中营服刑的犯人多达252.64万人［16］，占1951年初苏联总人口的1.39%［17］，造成监狱、劳改营人满为患，实行大赦正是苏联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大赦草案提议释放上百万人［18］，获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批准，1953年3月28日《真理报》头版刊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它带给苏联社会的震动是很大的，“给被判刑剥夺自由在5年以上者的刑期减半”条款扩大了大赦的受益人群，使大赦的意义不只局限于释放103.2万人回家，影响很广，对稳定社会情绪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大赦令不适用于反革命罪”犯人（这一提法是苏联政治犯的代名词），使广大的政治迫害受害者继续含冤服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无论是贝利亚还是其他高层领导人，都不可能完全告别斯大林时代，他们也无意于一下子抛弃原有的专制管理模式，所做的只是对其进行修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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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贝利亚还递交了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权限的报告［19］，提议修改刑法内容，从法律上纠正镇压范围过大的做法和减少民众的不满，明确提议取消某些经济罪、失职罪的刑事责任，对日常违法行为主张通过行政和纪律措施予以惩罚。［20］贝利亚曾向米高扬谈过其主要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该释放他们。应当精简内务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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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户籍管理是贝利亚提出的另一项影响较大的对高度专制管理模式进行修补的缓和举措，因为自由往来和居住的限制越来越引起国民的不满，中央主席团谈论并通过了贝利亚的“取消护照加注和特别受理地区”报告。贝利亚还对不给农民发放国内护照（长期有效的多页身份证件）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签署内务部第00357号令，规定在其他地区找到工作的农民可领取临时护照。这一措施冲击了苏联集体农庄体制，因此遭到其他领导人的反对，贝利亚被逮捕后这项措施也被取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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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在其递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也间接地谈到农业问题——大量农庄庄员收入很低，主张“发展农庄的公有经济和提高农庄农民的物质福利，首先降低山区和半山区农庄的农产品国家采购定额和规定的现金支付定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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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善民族政策方面，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关于乌克兰西部、立陶宛、白俄罗斯形势的报告，提出起用地方民族领导干部来替换俄罗斯籍最高领导人的举措，预防爆发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反抗，这是一种应急性的缓解紧张关系的举措。对此甚至其政治竞争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其正确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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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秘密谋划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密切关注民主德国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主张修改对德政策，大胆地提出极具政治冒险性的尝试——主张在民主德国放弃移植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放弃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主张在民主德国推行和平德国方针，但遭到莫洛托夫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导致东柏林的6月骚乱，苏联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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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高层领导集团采纳上述部分提议，是面对斯大林时期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作的自救反应，旨在争取民心、恢复正常秩序，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了民众心中的不满，缓解了已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这也说明，继斯大林之后，无论何人将执掌国家管理大权，都必须改革原有的高度专制的管理模式，作出顺应民心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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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著名资深外交家、国务活动家奥 · 特罗扬诺夫斯基曾评价说：“虽然当时的第一号人物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而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贝利亚……他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他还是一个拥有非凡智慧和巨大组织才能的人。”［25］这一评价恰恰说明了贝利亚在1953年春的积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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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的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大体上是符合当时苏联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其管理才能，但同时也引起了苏联高层政治精英们的不满和猜疑。贝利亚把国家安全部并入内务部后迅速进行人事变动，先提议更换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及6个区和49个州的内务部领导人，［26］随后更换了各地方中级领导层，如出任乌克兰内务部部长梅什克立即撤换了18名乌克兰各州内务部管理局长。［27］这种人事变动被贝利亚的同僚们视为“极其危险的行动”，他们本来早已对从斯大林时代继承下来的国家安全机关在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包括对推荐和调转党务、国务和经济干部拥有决定权）怀有不满，因对权势日盛的贝利亚的共同的恐惧而联合起来，密谋以宫廷政变的方式逮捕贝利亚，这一结果就是“贝利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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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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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官方是在1953年7月10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文章开头提及的极为简略的报道。当时苏联官方对何时、何地、如何逮捕贝利亚的，没有任何公开报道，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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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贝利亚是1953年6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被突然逮捕的，是根据党的高层领导者们的密谋实施的，依靠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军人特别武装小组采取行动，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 · 瑙莫夫评价说，“这在苏联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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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科夫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说，关于贝利亚问题最初始自6月12日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例会，讨论完贝利亚提交的关于白俄罗斯局势的报告之后，开始私下里秘密商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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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承认是他首先向马林科夫提出贝利亚的危险性，并表白已同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谈过多次，从而说服了马林科夫同他结成反对贝利亚的政治联盟。随后的一周多时间里，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分头同主席团某些成员就解决贝利亚问题进行了秘密谈话，马林科夫态度的转变对主席团其他委员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赫鲁晓夫比较顺利地说服了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最初并不赞同赫鲁晓夫的提议，对逮捕贝利亚持不积极态度，后来由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出面才被说服。莫洛托夫不仅积极支持搞垮贝利亚，而且首先主张采取极端措施。马林科夫最初也没能说服别尔乌辛，后由赫鲁晓夫出面解决。最后才找米高扬谈话，他同意解除贝利亚现任职务，但主张用同志式的方法让其改抓经济工作。可见，在秘密策划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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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周密的谋划准备，于1953年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出其不意地将贝利亚逮捕。据赫鲁晓夫讲，是安排莫斯科防空司令莫斯卡连科和朱可夫元帅等11位元帅和将军参加了武力逮捕贝利亚的行动，会上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发言，揭发、批判贝利亚，随即对贝利亚进行武装监护。［29］晚上才把贝利亚从克里姆林宫秘密送到莫斯科卫戍部队禁闭室，次日又把他转到防空司令部的仓库进行关押，直到审讯和审判结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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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证，6月2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没有留下任何速记记录，目前能找到的能说明这次会议的唯一官方文件，是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内的马林科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草稿——“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定第10号记录，于1953年6月26日”。［31］该文件显示，会上并没有列出贝利亚具体的有真凭实据的犯罪事实，只是笼统地谴责贝利亚及其副手们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导致内务机构有机会滥用职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有针对性提供今后任务——对内务部机构进行治理整顿，使其处于党的监督之下，为党和政府服务；而在“怎样纠正？”项下，对贝利亚的处理意见——“解除其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长？”旁写有“缓议”一词，［32］可见主席团成员们对这项处理意见是存在不同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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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关于贝利亚反国家罪行”决议，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取消他曾获得过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勋章，［33］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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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立案侦查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议，并委托赫鲁晓夫一手提拔的、其职务也是这次会上批准的苏联总检察长P · 鲁坚科，负责贝利亚事件的侦查，由其确定专案组成员名单，立即着手揭露和调查贝利亚及其副手们进行反党、反国家的罪行。［3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紧急撤换总检察长并责其调查贝利亚事件的这种做法，很难让人相信对贝利亚案件的侦查和取证工作是公正的、客观的，换言之，它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操纵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贝利亚死刑做好了事先准备。之所以撤掉原总检察长г · 萨福诺夫，赫鲁晓夫解释说“他没有博得我们的信任，我们怀疑他能否客观审查贝利亚案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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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6月27日赫鲁晓夫签署的决议［36］，7月2日至7日，苏共中央匆忙召开全会，着重揭露和批判了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这就是苏联历史上有名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贝利亚没被允许参加，在这次会上马林科夫作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主席团主要成员以及部分代表都发了言，从思想上、政治上检举、声讨贝利亚的罪行。与会代表们的发言把贝利亚勾画成血腥刽子手、帝国主义的间谍、贪恋权力的阴谋家、道德败坏的野心家。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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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的《真理报》除了刊登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简讯之外，还发表了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指责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并罗列了4条罪行：“第一，企图利用内务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来反对党和党的领导、反对苏联政府，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来提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第二，企图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切问题的解决；第三，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企图在苏联各族之间制造纠纷，并唆使各加盟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民族分子进行活动；第四，蓄意阻挠执行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巩固苏维埃法律和消除某些违法乱纪情况的指示，并多次企图曲解这些指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文献显示，上述罪名均摘自未发表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关于贝利亚罪行的决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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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取消贝利亚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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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苏联最高监察院通报说，完成了对贝利亚案件的侦讯工作，结论是贝利亚组织了与苏维埃国家为敌的阴谋叛国集团［38］，并重复了《真理报》社论中罗列的上述罪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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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苏联中央报刊发表公告：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贝利亚一案进行了秘密审判（18日至23日），判处贝利亚及其“同伙”死刑，没收其财产，不得上诉，并立即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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