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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善民族政策方面，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关于乌克兰西部、立陶宛、白俄罗斯形势的报告，提出起用地方民族领导干部来替换俄罗斯籍最高领导人的举措，预防爆发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反抗，这是一种应急性的缓解紧张关系的举措。对此甚至其政治竞争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其正确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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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秘密谋划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密切关注民主德国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主张修改对德政策，大胆地提出极具政治冒险性的尝试——主张在民主德国放弃移植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放弃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主张在民主德国推行和平德国方针，但遭到莫洛托夫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导致东柏林的6月骚乱，苏联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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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高层领导集团采纳上述部分提议，是面对斯大林时期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作的自救反应，旨在争取民心、恢复正常秩序，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了民众心中的不满，缓解了已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这也说明，继斯大林之后，无论何人将执掌国家管理大权，都必须改革原有的高度专制的管理模式，作出顺应民心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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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著名资深外交家、国务活动家奥 · 特罗扬诺夫斯基曾评价说：“虽然当时的第一号人物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而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贝利亚……他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他还是一个拥有非凡智慧和巨大组织才能的人。”［25］这一评价恰恰说明了贝利亚在1953年春的积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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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的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大体上是符合当时苏联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其管理才能，但同时也引起了苏联高层政治精英们的不满和猜疑。贝利亚把国家安全部并入内务部后迅速进行人事变动，先提议更换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及6个区和49个州的内务部领导人，［26］随后更换了各地方中级领导层，如出任乌克兰内务部部长梅什克立即撤换了18名乌克兰各州内务部管理局长。［27］这种人事变动被贝利亚的同僚们视为“极其危险的行动”，他们本来早已对从斯大林时代继承下来的国家安全机关在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包括对推荐和调转党务、国务和经济干部拥有决定权）怀有不满，因对权势日盛的贝利亚的共同的恐惧而联合起来，密谋以宫廷政变的方式逮捕贝利亚，这一结果就是“贝利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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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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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官方是在1953年7月10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文章开头提及的极为简略的报道。当时苏联官方对何时、何地、如何逮捕贝利亚的，没有任何公开报道，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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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贝利亚是1953年6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被突然逮捕的，是根据党的高层领导者们的密谋实施的，依靠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军人特别武装小组采取行动，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 · 瑙莫夫评价说，“这在苏联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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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科夫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说，关于贝利亚问题最初始自6月12日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例会，讨论完贝利亚提交的关于白俄罗斯局势的报告之后，开始私下里秘密商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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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承认是他首先向马林科夫提出贝利亚的危险性，并表白已同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谈过多次，从而说服了马林科夫同他结成反对贝利亚的政治联盟。随后的一周多时间里，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分头同主席团某些成员就解决贝利亚问题进行了秘密谈话，马林科夫态度的转变对主席团其他委员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赫鲁晓夫比较顺利地说服了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最初并不赞同赫鲁晓夫的提议，对逮捕贝利亚持不积极态度，后来由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出面才被说服。莫洛托夫不仅积极支持搞垮贝利亚，而且首先主张采取极端措施。马林科夫最初也没能说服别尔乌辛，后由赫鲁晓夫出面解决。最后才找米高扬谈话，他同意解除贝利亚现任职务，但主张用同志式的方法让其改抓经济工作。可见，在秘密策划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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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周密的谋划准备，于1953年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出其不意地将贝利亚逮捕。据赫鲁晓夫讲，是安排莫斯科防空司令莫斯卡连科和朱可夫元帅等11位元帅和将军参加了武力逮捕贝利亚的行动，会上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发言，揭发、批判贝利亚，随即对贝利亚进行武装监护。［29］晚上才把贝利亚从克里姆林宫秘密送到莫斯科卫戍部队禁闭室，次日又把他转到防空司令部的仓库进行关押，直到审讯和审判结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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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证，6月2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没有留下任何速记记录，目前能找到的能说明这次会议的唯一官方文件，是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内的马林科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草稿——“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定第10号记录，于1953年6月26日”。［31］该文件显示，会上并没有列出贝利亚具体的有真凭实据的犯罪事实，只是笼统地谴责贝利亚及其副手们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导致内务机构有机会滥用职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有针对性提供今后任务——对内务部机构进行治理整顿，使其处于党的监督之下，为党和政府服务；而在“怎样纠正？”项下，对贝利亚的处理意见——“解除其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长？”旁写有“缓议”一词，［32］可见主席团成员们对这项处理意见是存在不同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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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关于贝利亚反国家罪行”决议，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取消他曾获得过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勋章，［33］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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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立案侦查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议，并委托赫鲁晓夫一手提拔的、其职务也是这次会上批准的苏联总检察长P · 鲁坚科，负责贝利亚事件的侦查，由其确定专案组成员名单，立即着手揭露和调查贝利亚及其副手们进行反党、反国家的罪行。［3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紧急撤换总检察长并责其调查贝利亚事件的这种做法，很难让人相信对贝利亚案件的侦查和取证工作是公正的、客观的，换言之，它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操纵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贝利亚死刑做好了事先准备。之所以撤掉原总检察长г · 萨福诺夫，赫鲁晓夫解释说“他没有博得我们的信任，我们怀疑他能否客观审查贝利亚案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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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6月27日赫鲁晓夫签署的决议［36］，7月2日至7日，苏共中央匆忙召开全会，着重揭露和批判了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这就是苏联历史上有名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贝利亚没被允许参加，在这次会上马林科夫作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主席团主要成员以及部分代表都发了言，从思想上、政治上检举、声讨贝利亚的罪行。与会代表们的发言把贝利亚勾画成血腥刽子手、帝国主义的间谍、贪恋权力的阴谋家、道德败坏的野心家。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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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的《真理报》除了刊登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简讯之外，还发表了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指责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并罗列了4条罪行：“第一，企图利用内务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来反对党和党的领导、反对苏联政府，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来提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第二，企图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切问题的解决；第三，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企图在苏联各族之间制造纠纷，并唆使各加盟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民族分子进行活动；第四，蓄意阻挠执行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巩固苏维埃法律和消除某些违法乱纪情况的指示，并多次企图曲解这些指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文献显示，上述罪名均摘自未发表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关于贝利亚罪行的决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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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取消贝利亚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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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苏联最高监察院通报说，完成了对贝利亚案件的侦讯工作，结论是贝利亚组织了与苏维埃国家为敌的阴谋叛国集团［38］，并重复了《真理报》社论中罗列的上述罪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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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苏联中央报刊发表公告：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贝利亚一案进行了秘密审判（18日至23日），判处贝利亚及其“同伙”死刑，没收其财产，不得上诉，并立即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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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贝利亚的程序完全是按照苏联30年代至40年代的政治诉讼程序的传统进行的，先由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议（关于贝利亚的旨在颠覆苏维埃国家以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其表现为居心险恶地企图把苏联内务部置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反国家的犯罪），预先就决定了几个月后才举行的庭审的判决结论，并且采取的是缺席审判，被告本人不被允许参加庭审，也就无从作出解释和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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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顺从地执行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意志，判处枪决贝利亚并直接在关押处执行。至此，“贝利亚事件”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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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向各级党组织传达的贝利亚案件的文件中，除了列举中央决议中所讲的贝利亚罪行外，还填补了有关贝利亚个人生活的荒诞无稽的无篇幅材料，不仅是从肉体上消灭贝利亚，而且还要把他的名声彻底搞臭。自此贝利亚便被人为地塑造成恶贯满盈的阴谋钻营、道德败坏的帝国主义间谍，是大规模清洗运动和冤假错案的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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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全会和贝利亚的三封悔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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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检举、揭发、批判贝利亚，讨论马林科夫的报告《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赫鲁晓夫主持了开幕式。从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马林科夫的报告，还是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其他委员的发言，对贝利亚的指责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都步调一致地按照主席团定的调子对贝利亚进行指控、上纲上线并自我洗刷，他们极力把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通过中央主席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说成是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领导之上，把纠正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说成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把其处理民主德国问题的建议说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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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解密档案材料首次全文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的完整材料，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七月全会的会议速记记录竟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始的会议速记记录，即未经修改的反映全会上实际讲话的速记记录（原件现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另一个是会后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也就是作过修改（变动、增删）的交付印刷的速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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