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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6月27日赫鲁晓夫签署的决议［36］，7月2日至7日，苏共中央匆忙召开全会，着重揭露和批判了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这就是苏联历史上有名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贝利亚没被允许参加，在这次会上马林科夫作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主席团主要成员以及部分代表都发了言，从思想上、政治上检举、声讨贝利亚的罪行。与会代表们的发言把贝利亚勾画成血腥刽子手、帝国主义的间谍、贪恋权力的阴谋家、道德败坏的野心家。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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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的《真理报》除了刊登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简讯之外，还发表了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指责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并罗列了4条罪行：“第一，企图利用内务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来反对党和党的领导、反对苏联政府，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来提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第二，企图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切问题的解决；第三，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企图在苏联各族之间制造纠纷，并唆使各加盟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民族分子进行活动；第四，蓄意阻挠执行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巩固苏维埃法律和消除某些违法乱纪情况的指示，并多次企图曲解这些指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文献显示，上述罪名均摘自未发表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关于贝利亚罪行的决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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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取消贝利亚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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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苏联最高监察院通报说，完成了对贝利亚案件的侦讯工作，结论是贝利亚组织了与苏维埃国家为敌的阴谋叛国集团［38］，并重复了《真理报》社论中罗列的上述罪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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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苏联中央报刊发表公告：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贝利亚一案进行了秘密审判（18日至23日），判处贝利亚及其“同伙”死刑，没收其财产，不得上诉，并立即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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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贝利亚的程序完全是按照苏联30年代至40年代的政治诉讼程序的传统进行的，先由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议（关于贝利亚的旨在颠覆苏维埃国家以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其表现为居心险恶地企图把苏联内务部置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反国家的犯罪），预先就决定了几个月后才举行的庭审的判决结论，并且采取的是缺席审判，被告本人不被允许参加庭审，也就无从作出解释和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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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顺从地执行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意志，判处枪决贝利亚并直接在关押处执行。至此，“贝利亚事件”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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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向各级党组织传达的贝利亚案件的文件中，除了列举中央决议中所讲的贝利亚罪行外，还填补了有关贝利亚个人生活的荒诞无稽的无篇幅材料，不仅是从肉体上消灭贝利亚，而且还要把他的名声彻底搞臭。自此贝利亚便被人为地塑造成恶贯满盈的阴谋钻营、道德败坏的帝国主义间谍，是大规模清洗运动和冤假错案的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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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全会和贝利亚的三封悔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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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检举、揭发、批判贝利亚，讨论马林科夫的报告《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赫鲁晓夫主持了开幕式。从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马林科夫的报告，还是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其他委员的发言，对贝利亚的指责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都步调一致地按照主席团定的调子对贝利亚进行指控、上纲上线并自我洗刷，他们极力把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通过中央主席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说成是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领导之上，把纠正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说成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把其处理民主德国问题的建议说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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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解密档案材料首次全文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的完整材料，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七月全会的会议速记记录竟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始的会议速记记录，即未经修改的反映全会上实际讲话的速记记录（原件现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另一个是会后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也就是作过修改（变动、增删）的交付印刷的速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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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关于出版七月全会和九月全会（1953年）速记稿”]，定于10月1日前出版。决议明确要求“对发出速记稿尚未核对的同志在一周时间内核对自己的讲话……”此决议为变动、修改七月全会速记记录打开方便之门，从七月全会到十月初，苏联高层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被正式批准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党的第一把手，跃居到马林科夫的前面，许多委员们根据时局的变化对自己的讲话稿作了彻底修改，由于七月全会后贝利亚在党的宣传中受到致命的批判，以至于委员们以前关于同贝利亚关系密切、关于内务部部长的智慧和经验的讲话变得不合适了；要求减少贝利亚改革国家内外政策计划的材料，这一切均由对“敌人、卑鄙的阴谋家、外国情报机构间谍”——贝利亚的指控所取代。许多委员不仅修改个别细节、事实和措辞，而且还改变原来讲话的意思，有的发言稿还被怀疑是重写的。［40］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发言也都作了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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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的贝利亚曾先后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主席团写了三封信［41］，为我们了解贝利亚事件的起因及贝利亚的国务活动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也是贝利亚能为后人留下的唯一能表明他自己对该事件的态度的宝贵资料。7月1日写的第二封信，手稿长达9页，可以视其为无法参加七月全会的一个书面发言，他诚恳地请求原谅：“我对自己的全部行为作了最严厉的反省，严厉地责骂自己。我对您（指马林科夫）的态度在性质上特别严重和不能原谅。我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承认坚持要把内务部的报告同中央决定一起散发的想法是错误的，认识到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中央决定本身的意义，“从我方面来说坚持散发报告是愚蠢的，是政治考虑不周，更何况您曾告诫我不要这样做”。贝利亚信中还回忆了与马林科夫以及其他主席团成员之间的昔日多年的工作友谊和相互提携，也间接地表白了自己在国务活动方面所做过的成绩和工作，并请求“安排做点工作吧！哪儿都行，任何需要的工作、最细小的工作都行……在任何一个边区和州、国营农场、农庄、建筑工地，恳求您不要使我失去成为一名积极的建设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仍将忠于我们亲爱的党和苏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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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贝利亚给主席团所有成员写了封短信，恳请大家立即干预，“有人想不经审判和侦查就迫害我，5天关押后一次审问也没有……难道作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不应要求对他的案件仔细审理，提出指控，要求解释，讯问证人？……对一位中央委员和自己的同志不经审判和弄清情况在地下室蹲5天5夜后处死他，难道是唯一的和正确的解决方法？……我断言，只要愿意进行调查，一切指控将被撤销……我请马林科夫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不要固执，给同志平反难道不好吗”？一连串简短的语句表达了贝利亚无助的心情，也间接地说明贝利亚对没有被允许参加中央全会的彻底失望，同时他确信其同僚们拿不出什么不牵扯他们自己的真凭实据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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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监管贝利亚的К.С.莫斯卡连科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证实说：“所有这些信我们都呈递给了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后来我们得到指示，不许再给他纸、铅笔、钢笔，也就是禁止他写，我们就遵照执行。”［42］由此可见，后来贝利亚连申述权也被完全剥夺了，他的竞争者们竟然连他手中的笔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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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贝利亚的这些信不仅没有拿到中央全会上宣读，甚至没有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审阅，他的请求也没有得到批准，其同僚们为了保全自身，把贝利亚作为造成斯大林时代所犯下错误的主要罪魁，以此来洗刷自己，这正是贝利亚的悲剧之所在，他最终成了斯大林体制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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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事件”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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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逝世后，政治精英们开始对国家权力重新分配。1953年3月5日晚召开的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上经贝利亚提议确立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此外，会上还通过了一项“绝密”议案：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授权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采取措施，整理斯大林同志的文件，无论是正执行使用的文件还是档案文件。对此有评论认为，“它是了解随后发生各种事件实质的关键，实际上它说出了斯大林主要接班人的名字，正是他们很快就得决定，这三个人中谁将成为头号人物”。［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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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马林科夫同意与赫鲁晓夫结成反对贝利亚的政治同盟的动机所在。另外，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曾在书中披露：“我父亲搞了一份马林科夫的材料，包括他的所有活动以及根据他主动提议所犯下的罪行（马林科夫参与了集体化和所有清洗运动）。我父亲曾对他说：‘算你走运，这些材料在我手里，不过以后你做事要明智些。’”（逮捕贝利亚及其家属后，马林科夫曾亲自找贝利亚的儿子索要贝利亚手中的档案，无获而归非常恼火）［44］当然，贝利亚手中掌握的不只有马林科夫的“把柄”，还有主席团其他成员的类似的“把柄”，正是对这种威胁的担忧，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贝利亚，以此解脱各自与过去错误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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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德 · 沃尔科戈诺夫在其书中的讲述也证明了这一点：“当贝利亚被逮捕时，赫鲁晓夫下令把保存有斯大林发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文件的贝利亚私人档案也‘全部都带走’。为此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出于‘善意’考虑，没翻看也没去读，就执行命令把11袋文件全部都烧毁了呀！很可能，这些文件都是独有的一份呀！……党的高层领导们害怕，这些文件中有他们的黑材料，斯大林发给贝利亚的许多命令和决议，都被扔到专门委员会点起的火堆上烧了，永远成了历史的秘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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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贝利亚事件”时，作为研究苏联战后时期的著名学者叶 · 祖布科娃谈论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是苏联集权政治的产物。“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贝利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其作用日益显赫，而这些措施触动了他的同僚们的权势欲，引起了他们的惶恐，使他们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数年期间里，内务部获得了过多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党的监督范围。他的同僚们不无理由地看到了这里存在的对自己以及自己生存的现实危险性，是恐惧感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贝利亚，把贝利亚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事实上，逮捕贝利亚、削减强力机关的过大的权力，这既符合赫鲁晓夫的利益，也符合马林科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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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的儿子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是一位追究真实结果的务实的国务活动家”，“父亲错在，过高地估计了周围同僚们对举措议案的赞同，同时也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施展阴谋诡计的‘才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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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成了斯大林时代错误的主要承担者，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们也极力地把一切都推到贝利亚身上，中央主席团成员以及中央委员们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时，在公开声明中就曾把过去破坏苏南关系的罪责统统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引起铁托极大的不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也极力把贝利亚同战后斯大林的镇压活动绑在一起：“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加以利用……正是贝利亚向斯大林‘抛出，了他和他的心腹一手炮制的材料……斯大林是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那里获得了某些伪造材料……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我党的凶恶敌人、外国间谍机关的走狗、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的贝利亚起了最卑鄙的作用。”［47］赫鲁晓夫在各种场合曾多次不厌其烦地解释贝利亚问题，而且往往前后说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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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 · 瑙莫夫、Ю · 希卡乔夫在《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的序言中评论说，“实际上，‘贝利亚事件’是政治局反对其某成员的阴谋，这场阴谋的全部要素俱在：极端保密、秘密起草指控条款、认真推敲行动计划、幕后进行密谈、分配角色和组织执行逮捕的武装军官小组”；“贝利亚被剪除后，斯大林逝世后争夺党和国家领袖的斗争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是最大的赢家：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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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质来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是苏联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他也因此成了斯大林时代一切错误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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