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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贝利亚事件”时，作为研究苏联战后时期的著名学者叶 · 祖布科娃谈论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是苏联集权政治的产物。“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贝利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其作用日益显赫，而这些措施触动了他的同僚们的权势欲，引起了他们的惶恐，使他们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数年期间里，内务部获得了过多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党的监督范围。他的同僚们不无理由地看到了这里存在的对自己以及自己生存的现实危险性，是恐惧感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贝利亚，把贝利亚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事实上，逮捕贝利亚、削减强力机关的过大的权力，这既符合赫鲁晓夫的利益，也符合马林科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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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的儿子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是一位追究真实结果的务实的国务活动家”，“父亲错在，过高地估计了周围同僚们对举措议案的赞同，同时也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施展阴谋诡计的‘才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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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成了斯大林时代错误的主要承担者，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们也极力地把一切都推到贝利亚身上，中央主席团成员以及中央委员们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时，在公开声明中就曾把过去破坏苏南关系的罪责统统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引起铁托极大的不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也极力把贝利亚同战后斯大林的镇压活动绑在一起：“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加以利用……正是贝利亚向斯大林‘抛出，了他和他的心腹一手炮制的材料……斯大林是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那里获得了某些伪造材料……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我党的凶恶敌人、外国间谍机关的走狗、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的贝利亚起了最卑鄙的作用。”［47］赫鲁晓夫在各种场合曾多次不厌其烦地解释贝利亚问题，而且往往前后说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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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 · 瑙莫夫、Ю · 希卡乔夫在《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的序言中评论说，“实际上，‘贝利亚事件’是政治局反对其某成员的阴谋，这场阴谋的全部要素俱在：极端保密、秘密起草指控条款、认真推敲行动计划、幕后进行密谈、分配角色和组织执行逮捕的武装军官小组”；“贝利亚被剪除后，斯大林逝世后争夺党和国家领袖的斗争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是最大的赢家：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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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质来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是苏联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他也因此成了斯大林时代一切错误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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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事件”的平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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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已公布的档案史料来看，1953年指控贝利亚所犯的罪行——背叛祖国、组建反苏联阴谋团伙、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担任过秘密间谍，是属于当时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凭空捏造的，确实存在罪名不符的问题。但1999年10月和2000年5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两次驳回贝利亚亲属要求给贝利亚平反的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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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笔者走访了一些俄罗斯著名学者以及普通民众。有学者认为，尽管“贝利亚事件”确实存在罪名不符，但给贝利亚平反仍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贝利亚长期以来一直被塑造成一个血腥镇压、阴谋钻营的帝国主义间谍，臭名昭著，在俄罗斯民众的意识当中埋下了很深的怨恨；另一方面，自1938年起贝利亚曾长期担任苏联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镇压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尽管斯大林的亲信们在这方面每个人也都有罪责，但在人们的意识和记忆深处，已经很难把贝利亚与斯大林的错误分割开来。［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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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 · 麦德维杰夫在回答笔者就这一问题的提问时，也明确表示“贝利亚事件”很难给予平反，因为确切地说，它不是司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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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 · 米亚斯尼科夫在接受笔者的提问时也明确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俄罗斯学术界依据新公布的档案对“贝利亚事件”及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这是正常的，它能勾画出其真实历史面目，更接近客观事实。弗 ·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回忆说，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逝世时，他正值大学时代，曾目睹了当时的历史进程，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无法自控的悲痛之中，客观地说，贝利亚当时表现得很冷静，操办一切事情。可以看出，贝利亚对如何使国家继续向前发展是怀有信心的，但有的学者把贝利亚捧成英明的改革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过分夸大了其主张和作用。弗 ·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进一步指出，“贝利亚事件”是苏联当时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但要给贝利亚平反会造成社会上思想混乱，因此他认为，不会予以平反。鉴于经贝利亚之手曾有几万无辜政治犯被枪杀，他强调说，即使是再过50年、100年，也仍然不会给贝利亚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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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一书版权页上的内容简要中，赫然写道：“靠造假做法指控贝利亚所犯的罪行是凭空捏造的”，但关于他所犯的真正暴行——组织大规模镇压运动，却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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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自1938年底起开始担任国家机器——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无论在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扮演何种角色——是主动、积极倡议者还是主要参与、执行者，也无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维护以斯大林为首的苏维埃政权或是政治需要还是生性残酷，他对其在任期间苏联国内某些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活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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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贝利亚对当局所犯的罪行是负有责任的，其实，瞬间变为严酷的审判官的贝利亚的‘亲密同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也一样负有责任……多年来，贝利亚在社会意识中成了残暴统治者的象征，成了他自己所犯一切罪行和归咎于他的斯大林政权的罪行‘替罪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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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Правда. 10 июля.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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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9. 512С.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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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Рубин Н.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миф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Олимп” и Смоленск, “Русич”, 1998. Антонов - Овсеенко А. Берия, М., “Изд - во ACT”, 1999. Некрасов В. Ф.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 М., 1991. 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М.，“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4. 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Мухин Ю. Убийство Сталина и Берия. М. 2002. Жуков Ю. Н.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талин, Молотов, Берия, Малеков. М., ТЕРРА - Книжный клуб， 2000. Топтыгин А.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ршал госбехопасности.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5. Кремлёв С. Берия. Лучший менеджер XX века.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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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Зенькович Н. А. Самые закрытые люд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иографий，Москва: “ОЛМА -ПРЕСС Звездный мир”, 2002. С. 49—55.绝密人物指苏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局、书记处委 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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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贝利亚想进联共（布）中央做党务工作，并不热衷于内务人民委员的职位（参见（俄）列 · 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还进一步讲述了其父亲对这一任职的不情愿，并曾借口自己是非俄罗斯族人不便担任此职，但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参见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 52）。内务部与安全部曾合合分分：1941年2月分为两个委员部；7月斯大林又把它们合成内务人民委员部；1943年4月又分为两个委员部；斯大林逝世后国家安全部又并入内务部，统一归贝利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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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俄）列 · 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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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在其书中指出，贝利亚是不同意暗杀托洛茨基的，认为托洛茨基已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了，且完全处于监视中，构不成威胁（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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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39年5月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即部长）被斯大林解除职务后，外交部共有2500人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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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人辩解说卡廷事件是战前为防后患、先发制人地消灭不喜欢苏联的波兰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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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食品短缺且缺少押送、看管他们的部队，其中约4万战俘交给了德国，14万被强制到北方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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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人说是贝利亚提议的，但其儿子谢尔戈说：贝利亚是主张留下这些富有作战经验的波兰军官来抗击德国的，但遭到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斯大林赞同他们的主张，下令处决，为此险些罢免贝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职位（Серго Ъерия. Мой отец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7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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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国防委员会1944年第5073号和第5309号令，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等少数民族强制迁往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驱逐人口多达47.9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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