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984208e+09
1702984208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53]
1702984209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46.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1702984210
1702984211 杨存堂
1702984212
1702984213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是在没有邀请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作的,没有公布报告文本,因而就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像是一颗重磅炸弹,使听报告的人大为震惊,许多人目瞪口呆。据一位与会者回忆:“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坐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和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1]报告在苏共党内、共青团内的传达引起了很大震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秘密报告》经美国《纽约时报》公布以后,国际上同样反响强烈、议论纷纷,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苏大论战中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认为是“捏造了大量谎言”,“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这也是“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事件已过去了50多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告一段落。事件本身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至今不论在俄国还是我国国内仍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历史研究首先要廓清事实,然后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进行分析与评论。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试图用已公开的历史档案追述《秘密报告》准备和出台的过程以及报告的主要内容。
1702984214
1702984215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准备和出台的过程
1702984216
1702984217 《秘密报告》并没有列入苏共二十大的正式议程,报告是在大会议程已经基本进行完以后才作的,人们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作这个报告的决定是什么时候、怎样作出的?报告稿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准备的?这些问题同“秘密报告” 一样也是秘密,长时间外人不得而知。苏联解体后公开的苏共档案中,有一份1956年7月赫鲁晓夫同意大利共产党会谈记录。赫鲁晓夫告诉意共代表: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作出的,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作出的”。[3]这个说法当年同样并没有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仍然说:是大会快要结束时才通过作这个报告的决议。他说: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作交代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争论,最后才同意由他在会上作这个报告。[4]赫鲁晓夫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1702984218
1702984219 苏共新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对斯大林历史遗产的清算不是从苏共二十大才开始的。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在1953年3月10日的中央会议上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而贝利亚则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七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七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为其平反。不过,自1953年7月全会以后,在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前不久,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直仍在宣扬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同年12月,为斯大林诞辰75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1955年6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了争论。在访问南斯拉夫同铁托等会谈时,赫鲁晓夫等把一切责任推到贝利亚身上,极力为斯大林辩护,遭到了对方的“哑然失笑,并反唇相讥”。只是在访问南斯拉夫之后,赫鲁晓夫才“真正感到我们的观点有误”。[5]
1702984220
1702984221 在准备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和讨论,把“非斯大林化”作为大会的主旨。在为赫鲁晓夫准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只突出列宁,大量引证列宁的语录,而对斯大林只提到一次,还是在时间副句当中。根据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12月21日,即纪念斯大林诞辰时,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集会。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集会。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集会,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集会,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的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6]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1702984222
1702984223 大约就在此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A · В · 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做过赫鲁晓夫的领导,20世纪30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年、1939年两度被捕,被监禁15年。1953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担任政委。米高扬同О · Г · 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191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年获释,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1702984224
1702984225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Л · С · 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书记П · Н · 波斯佩洛夫作为头头的委员会的建议。米高扬尽管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情绪,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7]
1702984226
1702984227 在1955年12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与平反有关的问题”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调查十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镇压的情况。其成员包括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科马罗夫,“委托他们翻阅所有资料”。[8]委员会还吸收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里斯托夫和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9]
1702984228
1702984229 会前,米高扬收到О · Г · 沙图诺夫斯卡娅给他的一封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根据米高扬的请求,“再次阐述一下,有一次我曾经对您说过的事情”。她说,她从阿尔曼水产工业企业监狱医院医生基尔恰科夫、护士杜霞 · 特鲁尼娜那里得知,原彼得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梅德韦季曾告诉他们,基洛夫被杀害以后,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当场交代,是国家政治保卫局迫使他干的。尼古拉耶夫刚说完这些话,立即有几支纳甘手枪击打他的头部,他被拖了出去。[10]赫鲁晓夫十分重视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决定在这次主席团会上宣读。布尔加宁还没有读完信,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起来——“撒谎!”,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分子(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莫洛托夫说:“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但他订正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没有打他。”米高扬则说:“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很激动。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赫鲁晓夫说:“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应该找来医生、司机和库普利亚诺夫。对司机进行审查。”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琴科、马林科夫提议:“查查雅戈达的案卷;叶若夫的案卷;梅德韦杰夫的侦讯案卷。”[11]
1702984230
1702984231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成立后就对委托他们的事情全力以赴,不只审阅内务部、监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档案,而且由委员会成员、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指示各个地方的契卡人员向中央主席团呈报1937—1938年各个地区镇压情况的资料。地方上的镇压情况十分惊人,仅在车里亚宾斯克州这两年内就逮捕了25000多人,其中13000多人被处以极刑。在对943名被判决有罪的人的归档侦讯案卷的重新审查中,当时只有两个人被认定确实犯有对他们指控的罪行。这也证明了这些镇压到底有多少根据。[12]委员会不断向赫鲁晓夫报告对案件审阅的情况。
1702984232
1702984233 1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月20日,他收到A · В · 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我每次都参加了。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13]之后,出现了“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名单”,该名单由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12人组成。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个由13人组成的名单,由首都各个区委以前的书记及赫鲁晓夫本人的前助手构成。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月30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作出了《关于在监禁地服刑的被判刑人员》的No. П184/LⅣ号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下属党委会,它们享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授权,并被派往各地的集中营,审理那些因政治罪和职务犯罪正在服刑的被判刑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作出释放他们的决定。[14]
1702984234
1702984235 2月1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是怎样把他们宣布为敌人的?”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被归入这类案件的管辖范围之内。斯大林有责任。”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反恐怖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许还可以对报告作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可以说是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无法原谅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应当恢复真相”,“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他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给予斯大林以自己的地位。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15]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还可以对报告作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1702984236
1702984237 从2月3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了斯大林。
1702984238
1702984239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三分之二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
1702984240
1702984241 (1)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根据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一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退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
1702984242
1702984243 (2)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代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
1702984244
1702984245 (3)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制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对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蒂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丘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
1702984246
1702984247 (4)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000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三分之二遭逮捕。绝大多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
1702984248
1702984249 (5)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对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
1702984250
1702984251 (6)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事先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按规定程序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洛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联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在20分钟内宣判。
1702984252
1702984253 (7)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代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和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1702984254
1702984255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16]
1702984256
1702984257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很清楚,斯大林已经不能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该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而且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提出听取报告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以不使30年代的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作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人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很英勇,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需要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造成神,最后造出的却是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没有丧失威信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17]
[ 上一页 ]  [ :1.70298420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