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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24日是乌克兰苏维埃政权成立30周年纪念日，赫鲁晓夫在讲话中突出颂扬了斯大林。他援引了斯大林1917年12月所说的关于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是兄弟和同志的一段话，他说：“到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和庆祝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建立3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乌克兰人民是团结一致的，空前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和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乌克兰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忠于列宁斯大林的伟大事业。”“我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的英明的、久经考验的领导是我们在争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保证。”他带头高呼：“我们的英明领袖、乌克兰人民最好的朋友——敬爱和伟大的斯大林万岁！”［6］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赫鲁晓夫颂扬斯大林是出自内心的尊敬与敬佩，那么经过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战后春小麦之争等事件后，赫鲁晓夫的颂扬恐怕更多是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需要，当然也还有对斯大林的崇敬之情，毕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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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在庆祝仪式上，毛泽东坐在斯大林右边，赫鲁晓夫坐在斯大林左边，足见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赫鲁晓夫在当天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歌颂斯大林的文章，称：“斯大林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他同人民的敌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捍卫了列宁学说的纯洁性和我们党的统一与钢铁般的团结。”斯大林一直守在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边，慈父般地保护和帮助他们成长，因此，“我国各族人民怀着无比的热情，怀着做儿女的心情，把伟大的斯大林称之为自己的生身父亲、伟大的领袖和天才的导师。”“光荣属于生身父亲、英明导师、党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在个人崇拜盛行的社会大背景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颂扬也是生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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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晚年，赫鲁晓夫是斯大林小圈子中的人物，经常参加斯大林的夜宴，近距离观察到斯大林的生活和为人。他也时常感到不安全，担心哪一天斯大林不高兴把他也送进集中营，斯大林在他心目中的光环渐渐退去。审查贝利亚案件和了解大清洗的内幕，使赫鲁晓夫了解了另一个他不知道的斯大林，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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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55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这种审讯是公开进行的，数以千计的当地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前政治犯都能参加，这对动员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在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总检察院领导下建立了几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斯大林时期的暴行，包括30年代几次大审判和对军队的清洗。在调查贝利亚事件时，赫鲁晓夫发现，斯大林本人才是苏联大清洗、大恐怖的核心人物，是无数冤案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感到受骗了，被愚弄了。因此，他要揭露斯大林，要为自己树立维护正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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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检察机关收到犯人及其家属的无数封请求信，要求为无辜者平反，但这一工作进行得很慢，1955年被释放者还不到1万人，大多数是30年代党的领导人。审讯贝利亚及其亲信，为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列宁格勒案件”及一些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也传到了集中营和劳改场，大量的政治犯要求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了武装暴动，如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的卡皮塔尔纳亚矿区、哈萨克的肯基尔集中营的犯人们弄到了武器，苏联政府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才把暴动平息下去。被迫害者及其家属要求恢复名誉的呼声、全国人民对大清洗的谴责、全体党员要求恢复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要求，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促使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冲击，这是赫鲁晓夫挺身而出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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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洛夫访问南斯拉夫，此事促成了苏南关系的恢复，对推动赫鲁晓夫起而反对斯大林也起了作用。5月26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谢皮洛夫一行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公开承认苏方对过去：“发生的一切衷心地感到遗憾，并且决心消除这个时期中的一切芥蒂。”但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咎于贝利亚等“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的讲话并未被翻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在会谈中气氛也很紧张。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之于贝利亚，铁托十分不快。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清楚地表明，苏南关系破裂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遭到赫鲁晓夫等人的驳斥。但后来赫鲁晓夫逐渐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认识到自己维护斯大林是多么虚伪，南斯拉夫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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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当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但党内有分歧，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主张沿着斯大林的航线走下去；以赫鲁晓夫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派希望改变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走改革之路，但赫鲁晓夫这一派人在苏联最高领导层并不占优势。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为改革扫除障碍，他必然要拿斯大林开刀，与党内其他高级领导相比而言，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错误泥潭中陷得比其他人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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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于1956年2月14日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的准备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向全党通报斯大林的问题，苏共党内展开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建议彻底调查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老政治局委员中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均在1926年进入政治局）、卡冈诺维奇（1930年进入政治局）对此不热情，米高扬也不支持他，马林科夫更反对，只有“年轻的”主席团成员：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等人支持他。总的看，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在中央委员会中也不占多数，赫鲁晓夫本人也并非置身事外，他也没有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在大清洗的年代里，他先是做“京官”，后又来到多事之地乌克兰，他的双手也沾染了鲜血，揭露斯大林，弄不好也会危及自身，但赫鲁晓夫义无反顾地要做这件事，他认为必须对代表们可能提出的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关在监狱里和现在对他们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作出回答。在此，一个政治家的良心和道德感无疑起了作用。作为从平民中成长起来的领袖，赫鲁晓夫朴素善良的愿望、对广大受害者的同情，使他无法对此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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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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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31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大规模平反的问题，根据速记记录，没有任何争论。全会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主席）和阿里斯托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审查1937—1940年大镇压的资料。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及其副手科马罗夫也参加。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也有义务参加其活动，该委员会的工作很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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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日在苏联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询问了从监狱中找到的前国家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事务侦查处的副主任罗托夫后，苏共领导层感到震惊，那些令人发指的大镇压，正是斯大林自己有计划进行的。阿里斯托夫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勇气说出真相吗？”赫鲁晓夫说：“在报告中也许还需要补充（这些内容）。”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则强调斯大林的功绩，莫洛托夫说：“但是，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的地位应该承认。”“在报告中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卡冈诺维奇说：“可以重新认识许多事，但30年前斯大林就成了国家首脑。”伏罗希洛夫：“党应该知道真相，但是应该这样描述，如何被命运操纵。受当时的局势所支配。但是，我们带领国家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之路前进。有斯大林的成分吗？有，有很多例证，赫鲁晓夫同志，说出来是对的，但应该好好想想。”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一致，应该恢复事实真相，事实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胜利了，当然有丑事，这也是事实。”布尔加宁说：“应该向党说出全部真相，斯大林代表他自己，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要做傻瓜，党的十七大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被他消灭了。不能同意说斯大林是伟大的继承者。”年轻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不仅对斯大林的大镇压表示震惊，还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表示了怀疑，如萨布罗夫说：“如果相信事实，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是不能原谅的。”苏斯洛夫说：“最近几个月，我们知道了可怕的东西。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斯大林对德文斯基说：一个区剩10—15人就够了。”赫鲁晓夫：“斯大林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也动用了一切残酷的手段。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圣的。”［7］从以上主席团成员的辩论中我们看到，他们都不反对说出斯大林时期的真相，但在揭露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强调苏联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其他人则对把斯大林当成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的继承人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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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大镇压时期，从1937—1940年以反苏维埃活动罪共逮捕1920635人，其中688503人被枪决。赫鲁晓夫努力让大家相信，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向代表说明，不仅是大镇压，而且还有关于斯大林的作用等问题，应该有勇气讲清楚，如果不说，则说明对代表大会心不诚。他建议由波斯佩洛夫准备报告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时宣读，特别要对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特别是不诚实者之手，加以说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强调，不应该光说这些，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生活了30年，进行了工业化，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成了一个伟大的党等。布尔加宁建议以1934年为界分成两个时期来评价斯大林，强调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斯大林。萨布罗夫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立场，他们试图在领袖的活动中找出肯定的方面，但这并不像卡冈诺维奇说的那样是缺点，而是犯罪。针对莫洛托夫关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成为强国的说法，萨布罗夫提请注意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初期的失利）和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与芬兰的冲突，谋求黑海海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最后，赫鲁晓夫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对于向代表大会说明大镇压的情况，没有分歧。谁作报告成了问题，赫鲁晓夫建议让波斯佩洛夫作，遭到大家的反驳，如此重要的报告不应该由一名书记作，而应该由第一书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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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次会议决定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在会上提出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闭会时作关于反对个人崇拜报告的建议。当天召开的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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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要不要在代表大会上作揭露斯大林错误的报告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解决了，并没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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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对斯大林，并不是因为其道德品质恶劣，是时间的推移和大量他以往所不知晓的事情真相的披露让赫鲁晓夫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敬。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既是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同，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当然也不排除赫鲁晓夫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因素，同样更不能否认赫鲁晓夫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赫鲁晓夫打开了监狱和集中营的大门，恢复了人们被践踏的荣誉与尊严，千百万家庭不能不感激他。“对于那个时代——这是革命性的措施，首先是在精神和道德领域。”［8］“不应该忘记，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主义，为千百万人平反，在苏联社会重塑了新的氛围。”［9］值得强调的是，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但他不能容忍人们对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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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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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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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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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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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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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赫鲁晓夫言论》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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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消息报》网站www.izvestia.ru 2006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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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Стенограмма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посвященого 50 — летию X X съезд КПСС. www. gorby. ru 10. 04. 2006. 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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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Стенограмма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посвященого 50 - летию X X съезд КПСС. www. gorby. ru 10. 04. 2006. 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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