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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制定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工业产量增加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加70%，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大约60%。在这一计划执行的过程中，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修改了第六个五年计划。七年计划提出了要在3—4年时间里使苏联的肉、黄油、牛奶产量赶上美国，说明赫鲁晓夫认识到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但是，赫鲁晓夫急于求成，这一计划是极不现实的，因为1956年美国生产了1600万吨肉，苏联只生产了750万吨，二者的差距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很快，在畜产品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变成了一句空话，成了历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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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开始，苏联开始实行七小时和六小时工作制，从1960年10月1日起开始取消赋税，实行了8年制义务教育。“通过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公共设施来提高人民的福利。”国家用于社会保险金、优抚金、助学金、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开支，从1958年的2150亿卢布增加到1959年的2300亿卢布。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里，工人的平均名义工资从1953年的67.9卢布增长到1964年的98.7卢布，差不多提高了50%。1965年与1960年相比，每千人的电视机拥有量从22台增至67台，电冰箱从10台增至29台，洗衣机从13台增至59台。居民的食品结构有所改善，10年间肉的需求量增长了70%，鱼增加了29%，油增加了34%。从1956年起实行新的退休制度，给所有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职员以物质保障，1959年有2000万人拿到了养老金，比战前的40年代高4倍。［21］赫鲁晓夫加快了住宅建设，尽管赫鲁晓夫时期建筑的住宅质量不高，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的贫民窟”，但是，对于缺少住房的人来说，这总比没地方住好。改善居住条件的人，1952年有540万人，1954年有650万人，1956年有780万人，1957年有1010万人，1958年有1150万人，1959年有1260万人，1960年有1200万人，1961年有1130万人，1962年有1120万人，1963年有1100万人，1964年有1030万人。［22］拨给工厂土地，让工人自行解决食品不足的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好转，但与苏联的国际地位仍是极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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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农业很重视，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1954—1955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有344亿卢布，比整个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高38%。用于发展农业的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7.6%增加到1955年的18%，1953—1954年对农业的投资增加了3倍。［23］同时，减少了农业税，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了农民的宅旁园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剪刀差”，从50年代末开始，赫鲁晓夫又开始往老路上走，大搞集体农庄合并运动，缩小宅旁园地，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价格背离价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如果说1928年购买一公斤糖要卖7公斤小麦，那么1962年要卖14公斤小麦，1965年2月则要卖15—16公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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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食品的价格开始提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1962年6月1日赫鲁晓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高一些商品和其他畜牧产品的价格，其中肉价提高30%，黄油价格提高25%。苏联部长会议向人民发通告称：这是临时性的措施，待食品丰富后，价格会降下来。但人民不相信，既不信苏联的食品将会丰富，也不相信价格将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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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切尔卡斯克、南方的亚历山德罗夫和中部的穆罗姆以及哈萨克的铁木尔套，工人们自发地举行了抗议集会，但大都化解了。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厂2月份提高了工作指标，导致工人工资下降，物价又要提高，工人当然不满，工人开始罢工，厂长傲慢无理，激怒了工人，工人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吃肉，要吃黄油，要提高工资！”6月2日，他们打着旗帜，排队向市委大楼行进，手里拿着列宁像和鲜花，声势很大。石油机械厂和第17工厂也有工人加入进来，人数达到5000多人。当地领导求助于军队，游行者越过了设置的封锁线，双方发生冲突。“根据对1962年6月1—2日在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的调查材料，这次总共死亡25人，50多人受了枪伤，20多名平民被打死和打伤。在冲突中受伤的86名军人中有9名被送进了医院。”［25］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是令人痛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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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反映了1965年，也就是赫鲁晓夫刚刚下台时，苏美人均消费物质财富的情况（单位：美元，苏联也按美国价格计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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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65年苏美人均消费物质财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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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反映了1965年苏联和美国工业工人的实际收入情况（以美元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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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65年苏联和美国工业工人的实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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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到，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远不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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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宣传说：“用国际法上的话来说，和平共处要求遵守各国人民自决的原则，这意味着每个民族不仅有权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各国人民不仅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来选举政府，而且当一国人民认为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已成为过去而应该选择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有权更迭这种制度。”［27］但是，这只是指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当东德、匈牙利、波兰发生危机时，苏联并没有让那里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进行干涉，包括直接出兵。一直到1986年，苏联都在宣传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种解释意味着苏联的领导人首先关心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关心世界范围内“工人事业”的胜利，这种解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怀疑苏联对建立互不干涉内政和承认各国人民独立解决各自事务权利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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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苏共仍人为地缩小和平共处的适用范围，仍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排除在和平共处之外。由于赫鲁晓夫只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和平共处被当成了非和平共处、军事冲突、战争的对立面，其目的是战胜资本主义，所以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至于说到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之间没有对抗性的矛盾，没有斗争和仇视……因此将‘共处’一词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未必恰当。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友好和互助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28］认为把和平共处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摒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团结一致的学说，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质远远超出了和平共处原则的范围。“这种相互关系是特殊的相互关系，它不可估量地更为广阔、更为深刻，其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为建立只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所固有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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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三和路线”作为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理论，既有新的东西，更有旧的痕迹。赫鲁晓夫强调战争不是时代的主要特征，强调避免战争，发展经济，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他注意到了核战争对人类的危险，强调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努力争取和平，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他仍然用阶级斗争观点评价国内外事物，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其原则出发点不是各国的利益平衡，而是力量平衡，仍奉行追求军事实力的政策；把和平共处建立在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上，与和平竞赛相联系，当成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手段，结果必然否定和平共处是普遍的国际关系准则，把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仍然坚持不切实际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对苏联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估计过高，对资本主义生命力估计过低，经常强调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灭亡的必然性，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忽视其经验，不能很好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赫鲁晓夫的理论仍带有“左”倾色彩和那个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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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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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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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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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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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方针》，载（苏）《共产党人》195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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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真理报》，196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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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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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赫鲁晓夫言论》第1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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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登纳回忆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