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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此事中所得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镴枪头，一顶就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22］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被中国人牵着鼻子走，对中国很不满，“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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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国都开始自行其是，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事先没有通知苏方，苏方虚惊一场，怕被中国拉下水，跟美国开战。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中国对苏联偏袒印度的立场不满。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草案定性为“反马列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实际上许多观点是针对苏共的。1959年6月，苏方宣布废除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赫鲁晓夫访美和到中国来推行他的和平计划，更加剧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在1959年10月2日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回国途中，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中国“像好斗的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1959年12月，毛泽东所拟定的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的，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明了他们的极大恐慌”。［24］毛泽东为赫鲁晓夫罗列的问题主要有，“（一）父子关系；（二）不愿学生超过先生；（三）留一手；（四）搞颠覆活动”，“（1）骄傲自大；（2）领导犯错误；（3）歪曲马列；（4）动摇国际主义原则；（5）对和平悲观”。［25］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要帮助赫鲁晓夫走上正确道路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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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7—17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谈到对苏共、赫鲁晓夫的看法时，大家提的意见有：要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可以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高举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旗帜，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我们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优势。［26］在同年2月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首脑会议上，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观点尖锐对立，赫鲁晓夫表示不再理会中国的声音，他们要走自己的路。1960年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实际上“对苏共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27］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三篇文章“公开发表以后会得到列宁的故乡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反应，会使他们认真思考当前的世界形势和根据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以及怎样来维护列宁的革命学说，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28］但是，事态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在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中，驳斥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从此，中苏两党开始公开相互攻击，双方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上各说各的理，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分歧，看不到共同点，关系越来越僵。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援华专家，中断对华援助项目，两国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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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正统”之争加速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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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在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时对中共的政策进行攻击，还在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事先已下发给兄弟党）中对《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进行反驳，继续捍卫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在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阐述自己的主张，并批评中共的主张。在大会发言中，赫鲁晓夫严厉指责中共“要发动战争”，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并威胁中共，若不与苏共采取一致立场，苏共就把分歧公开。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向会议散发书面声明，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明确指出双方存在的根本分歧，指责赫鲁晓夫破坏了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国际共运中开了恶劣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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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两党关系的破裂必然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7月16日，苏联突然宣布在一个月内撤走在中国的全部1390名专家，这与当初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方式如出一辙。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及其补充书，废除了257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赫鲁晓夫此举给中国国民经济制造了巨大困难，使中国的40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个工厂的建设中途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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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中共派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和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苏斯洛夫送给中共代表团的长达6万字的文件中，充满了对中共的攻击。刘少奇在与赫鲁晓夫私下会晤中反复告诫他：你们不要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不好。我们是带着团结友好的愿望来的，我党参加会议的精神就是以互谅的协商精神达成协议，使81国会议开好，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在刘少奇的严肃而真诚的表态后，赫鲁晓夫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经过协商和必要的妥协，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及其会后，中苏间的争论又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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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毛泽东不愿前往，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会。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前往列宁、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实际上表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和评价。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为了国内斗争的需要，赫鲁晓夫偏离原来的主题，再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同时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共站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边，反对苏共的做法。中苏两党在会谈中也各持己见，周恩来遂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中苏两党关系全面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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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正值中国困难时期，苏联逼迫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苏联支援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所欠下款项，本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29］苏联人自己拒不偿还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欠美国的租借物资款，理由是他们已用鲜血偿还了。可是，朝鲜战争是中、苏、朝三国共同对付美国侵略的战争，苏联出武器，中国则付出了牺牲30万人的代价。赫鲁晓夫向中国逼债，实在没有道理。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于1964年全部偿清了这笔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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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1962年4—5月间，苏联通过其驻新疆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发放侨民证，策动中国边民叛逃苏联。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20几个县、3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滚滚的人流从几个口岸涌入苏联。白天，苏联当局派大客车、卡车接运，用广播指示方向，晚上，则用探照灯指路，共有67000余人逃到苏联。此事震惊了世界，中国政府对要求去苏联者一律放行，新疆军区欢送了帮助策动边民外逃并申请去苏联的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少将祖龙泰耶夫和伊犁军区司令员、少将马尔国夫，与他们一起走的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官。苏联借此攻击中国，吹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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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苏联报刊和受苏联影响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与中共观点相同的一些党，中苏两党的论战与分歧继续升级，开始了公开而全面的论战。中共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和《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等7篇文章（这些文章都经过了毛泽东的审定），［30］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答复和批评苏共及受其影响的党。论题包括了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与国际共运，等等。这场空前绝后的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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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寻找两党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但是，双方难以找到共同语言。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制定现阶段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信中全面阐述了苏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看法，宣布继续奉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所确定的路线、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并建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即25条），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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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7月5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副团长是彭真，团员有杨尚昆、伍修权、廖承志、刘宁一、康生、潘自力。苏共代表团由苏斯洛夫率领，成员有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谈判桌成了双方唇枪舌剑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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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谈期间，苏方做了两件破坏谈判气氛的事。一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就国际共运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公开地逐条批驳中共6月14日信件提出的“25条”；二是与美国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赫鲁晓夫此举显然含有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之意。邓小平在谈判桌上严厉批评了苏联的错误做法。苏中两党的会谈于7月20日结束，不但没有达成协议，双方的敌对情绪反而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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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苏中两国的报纸杂志都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文章。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共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亲自审阅了这些文章），［31］判定中苏之间及国际共运分歧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并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在苏联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1964年4月，苏联《真理报》称中共是“叛徒”，9月，苏共在一份宣传提纲中称中国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苏联方面还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保证战时苏联协助中国。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认为“这是他实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走入死胡同的结果，说明他的路线的破产”。［32］11月18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把赫鲁晓夫的下台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实际上认为这场论战以中共的胜利而告终。这种论断显然不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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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大论战中，双方都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中共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他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作修正主义，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样，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33］苏共则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双方各不相让，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中苏两国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大力发展国防力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给两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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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大论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恶化了中苏两大邻国的关系，也造成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影响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34］“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35］这种笔墨官司，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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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大论战对两国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赫鲁晓夫曾尝试改革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自留畜，开了自由市场；中国的反修，使他不敢再走下去，政策也开始“左”倾，重新推行追求公有制规模的合并集体农庄运动，规定自留地上不得种经济作物，别墅不得盖两层，自留畜不得超过一头带小牛的奶牛，自由市场只能出售自产的多余农副产品。对中国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大论战为“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上的准备。阿尔巴托夫说：“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进行的政治斗争中，把对我国内部事务施加影响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他的纲领是一个好战的斯大林主义纲领，为斯大林辩护，认为斯大林政策中最令人厌恶的方面具有历史合理性，把暴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当作主要政治工具而加以神圣化。这个政治纲领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和‘伟大舵手’的语录就足够了。他还坚决为战争不可避免论辩护。最后是毛泽东的达到荒谬绝伦的个人迷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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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关系的特点决定的，追求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利益的完全一致，双方都不肯考虑对方的国内外处境，都想把自己的认识、理念、内外政策强加给对方；而因为这种理论和方针政策背后是本国或执政集团、甚至是主要执政者的利益而难以协调、妥协、退让，是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刻原因。实践教训着人们：要求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和实行共同的对外总路线和统一的国内方针对策、体制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各国的意识形态、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社会模式、社会发展道路，只有由各国党和人民去选择，并在实践中判断、修正。“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可以讨论、协调、甚至开展同志式的批评，但绝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甚至动用武力，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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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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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5页；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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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М., 1995. С.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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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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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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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大林全集》第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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