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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客观上讲，在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管理上采取宽松政策后，出现了一些庄员把主要时间花在私人经济上，而不是花在集体经济上的情况，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认真工作的庄员承担着集体经济后果的全部责任和集体农庄对国家必须完成的全部任务，而懒散的庄员不参加劳动组合的公有经济的劳动，却享受着庄员的全部待遇，并通过损害公有经济，即损害劳动组合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来扩大自己的私有经济。”［18］实际上，庄员花在私人副业上的劳力多一些，而在公有经济上的出勤率低的情况，是一直存在的。这与长期来苏联农村公有经济发展缓慢、效率不高有关，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个过程，只有公有经济迅速发展、效益大大提高和庄员收入水平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庄员才能集中精力从事公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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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其农业政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目标是控制粮食。而个人副业提供的粮食极其有限，［19］主要是提供农副产品。赫鲁晓夫担心农庄庄员劳力过多投入农副产品的生产上，从而会影响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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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过高地估计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赫鲁晓夫在1958年提出苏联已经到了使“集体农庄庄员，特别是女庄员，从每天饲养自己的奶牛的生产率很低的劳动力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占全苏耕地不到3%的个人副业，就是在赫鲁晓夫1958年采取限制政策之后，仍然提供大量农产品，如1961—1965年期间（年平均），个人副业的产值占苏联农业产值的33%，其中种植业占22%，畜牧业占44%。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个人副业生产的粮食占全苏粮食产量的2%，向日葵占2%，土豆占60%，蔬菜占39%，肉类占42%，奶类占42%，蛋类占73%，羊毛占21%。个人副业的商品产值占全苏农业商品产值的14%。个人饲养的牲畜头数在全苏牲畜总头数的比重是：牛—28.8%，其中奶牛占41.7%，猪占27.4%，绵羊占20.8%，山羊占82.9%。国家从个人副业收购的主要畜产品在总收购量中的比重为：牲畜与禽类占12%，奶类和奶制品占4%，蛋类占30%，羊毛占13%。［20］在上述情况下，提出可以使农庄庄员从个人副业中解放出来，这既不实际，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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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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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列宁之所以把农业合作化的时间估计得很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缺乏改造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因为农业只有具备了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体现出大生产的优越性，才能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指出：“要获得拖拉机和机器，要实现一个大国家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21］在斯大林通过强制的手段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后，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无力向农庄提供它们所需的农业机器，即使有农业机器，这些农庄也没有经济能力去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向农庄提供生产技术服务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没有物质技术基础，就难以巩固与发展农庄和提高生产水平。正在这个时候，1927年敖德萨州舍甫琴柯国营农场建立了有10台拖拉机的小队，帮助周围农村的农民进行生产。1928年，以这个小队为基础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这个做法给了斯大林启示：在国家不能保证给每个农庄都有自己的农业机器的情况下，把有限的农业机器集中起来组建机器拖拉机站，让其为若干个农庄提供技术服务。接着联共（布）中央在总结了建设机器拖拉机站的初步经验后，于1930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肯定了这些措施的作用和意义。决议指出：“通过拖拉机站找出了、并由群众的经验检验了的苏维埃国家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组织大型集体农业的形式，在这里农民群众建设集体农庄的主动精神同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及领导充分结合起来了。”［22］此后，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机器拖拉机站建设。1932年已达到2446个，1941年超过7000个，而在1957年达到8000个左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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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机器拖拉机站与农庄的关系，绝不限于前者为后者提供生产技术服务，后者为前者支付报酬。实际上，机器拖拉机站一直起着联共（布）党在农村的一个政治领导作用，也是对农庄加以控制的机构。1958年3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法律中也明确指出：“机器拖拉机站曾经是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组织力量”。［24］因此，机器拖拉机站是苏联——斯大林农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把苏联——斯大林农业制度称为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制度，这不无道理。这也充分说明，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在改革整顿农业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赫鲁晓夫在1958年3月27日第五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工业管理的改组是一个重要的革命措施。而在农业方面应该采取的革命措施就是改组机器拖拉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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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7年下半年，有关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制度问题，成为苏联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在讨论中，普遍认为，将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出售给农庄是必要的，在这个时候已具备了可能性。1957年，在一个大农庄拥有几千公顷土地的斯塔克罗彼尔地区，对12个拖拉机站作了试验性合并，这些拖拉机站都是各自只为一个集体农庄服务的，合并后，农庄主席同时担任为该农庄服务的拖拉机站的站长。试验结果表明，这样做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机器设备，农业劳动的质量有所提高，也简化了经营管理，因为不需要在地区一级为农庄和拖拉机站之间进行协调。［25］赫鲁晓夫日益感到，不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也就改变不了充满矛盾的苏联农业制度。1957年12月26日，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就作了题为《技术装备和土地要归一个主人》的讲话，表明他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主导思想。他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技术装备卖给某些集体农庄了呢？我认为这是对的。只有土地和技术装备掌握在一个主人手里，所有的机器就一定会利用得更有效。这样我们就更能发挥集体农庄庄员的主动性。”不久后，于1958年1月22日，他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上又进一步阐明上述思想，指出：“一块土地有两个主人：一个是集体农庄，另一个是机器拖拉机站。在有两个主人的地方，不可能有良好的秩序。在现代的农业中，一切都决定于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工作。然而，集体农庄现在甚至连在什么地方放置拖拉机的问题，也得同机器拖拉机站商量和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技术设备得不到合理使用，使国家和集体农庄的利益受到损失。”“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现象：一个机器拖拉机站只替一个或两个集体农庄服务，但也保持着庞大的管理机构。试问，把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让集体农庄根据农庄需要利用这些机械岂不更好吗？看来，这样会使机器工作得更有效，会发挥更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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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主要内容是：改变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术服务的现行制度，逐步把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由此逐渐过渡到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苏共中央决议指出，采取这一措施，“势必可以大大改善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加速农业的技术进步，势必可以大大改善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加速农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每百公顷农业用地的平均总产量和商品量，并降低其成本。”［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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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机器拖拉机站要解决的问题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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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最为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存在的、难以解决的“一块土地、两个主人”极不协调的农业管理制度。这是赫鲁晓夫在谈及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时一再强调的一个重要理由。他在1958年2月提供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提纲中指出：把农业机器卖给农庄，“这样一来就能取消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同时经营一块土地这种在目前条件下已经过时的制度，这种制度使得领导平行重叠，使生产组织无人负责，并且维持多余的管理机构，结果使得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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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使得土地的主要耕作者——集体农庄与生产工具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改组前，在苏联“很多地区，首先是谷物区，机器拖拉机站替集体农庄进行绝大部分耕耘工作。因此，农业的主要生产力——集体农庄的劳动力就脱离了主要生产工具——拖拉机和其他机器，从而妨碍了劳动力和技术设备的最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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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土地上有两个主人和农庄与主要生产工具相脱离，是农庄与机器拖拉机站经常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并且往往出现扯皮，农庄主席一个意见，拖拉机站站长又是一个意见，最后往往按掌握农业机器的站长的意见办，而牺牲农庄的利益。由于机器拖拉机站控制的农业机器越多，其权力也越大，因此，往往产生拖拉机站盲目增加农业机器，而不管实际是否需要，从而造成机器的闲置，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有时放在仓库里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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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制度上促进和保证以扩权为主要目的农业计划制度改革。我们在前面谈到，对农业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制度，其消极作用异常突出，因此改革农业计划制度是赫鲁晓夫整个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要通过改革农业计划制度来达到扩大农业企业的自主权，使其能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除了对农业计划制度自身进行改革外，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具有重要意义。拖拉机站一直是直接管理农庄计划的领导者，是组织农庄执行指令性计划的直接监督者。因此，如果不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不废除集体农庄向它支付实物报酬的制度，农业计划制度的改革就难以实现，农畜产品的采购制度的改革也同样难以进行。这里可以看到，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是赫鲁晓夫整个农业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是破除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的苏联农业制度不可能少的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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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理论和实践中，推动农业与工业之间主要以商品交换形式的经济关系，从而扩大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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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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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集体农庄在1956年之前，一直实行自1931年起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农庄在年终缴纳所得税、偿还银行贷款、提取公积金和扣除其他必要的支出之后，把收入的剩余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基金，按每个庄员的劳动日数，并根据每个劳动日的日值以实物为主向庄员发给劳动报酬。当时苏联采取这种付酬办法的主要根据：一是认为这一制度比较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二是较适应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但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庄员的按劳动日得到的报酬，一般要等到在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给予，这就是说，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因此，庄员也不清楚一个劳动日能拿到多少报酬，当然也更不知道经济年度结束时总共能获得的收入是多少。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也就不会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农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日记分的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了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苏联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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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对劳动成果的关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度的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报酬中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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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庄劳动报酬制度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为了贯彻物质利益与经济刺激的原则，曾试验和推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的机械化小组实行包工包产制度。机械化包工包产小组，在赫鲁晓夫推广过程中曾出现过三种形式：一是综合机械化生产队，一般规模不大；二是在综合机械化生产队中又分若干个机械化小组；三是农机手家庭承包。如梁赞州“沙茨基”国营农场哈尔拉莫夫一家承包了670公顷土地，农场固定给他两台拖拉机。1963年他们收获了720吨谷物、100吨豆子、500吨甜菜、600吨玉米青贮饲料。［27］以上三种形式的共同点是，都是建立在经济承包基础上的，它使最终劳动成果与收入挂钩，从而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赫鲁晓夫时期，这种承包制度，由于受各种因素特别是思想理论的束缚，并未成为苏联农业中的主要劳动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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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荒、扩种玉米与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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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为了摆脱国家面临的农业严重落后状况，使农业有个较快的发展，可以说，他在多方面采取了措施，即除了对农业制度的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外，还在发展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垦荒、扩种玉米与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这三大政策，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可称为推进农业的熊熊燃烧的三把火。这三大政策本身，并不属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却与农业发展和农业制度的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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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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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决心搞垦荒，其基本思想或主要出发点是：（1）在实行农业计划制度与农产品采购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后，苏联农业虽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在赫鲁晓夫看来，要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和畜产品产量，垦荒是个捷径。（2）垦荒投资效益高，回收期短。（3）赫鲁晓夫认为，在当时苏联的条件下，很难通过集约化耕作的途径来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增加粮食产量。当莫洛托夫等人说，苏联应当集中精力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效率，极力主张农业的“集约耕作”而反对“粗放耕作”时，赫鲁晓夫反驳说，他们这些人不懂得集约耕作意味着为将来而发展苏联农业，但苏联今天就需要面包，而不是明天。他接着指出：“原则上，我赞成农业的集约发展，但是这需要非常先进的农业劳动力和巨大的物质资源。我们这两者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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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以十分迫切的心情，力图通过垦荒迅速增加粮食产量。为此，于1954年召开了苏共二月全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垦荒的宏伟计划，他要求1955—1956年两年内通过垦荒计划扩大谷物播种面积1300万公顷，并认为完全有可能超过计划的规定。赫鲁晓夫说：“开垦新地的计划是一种辉煌的事业。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按照这个当前工作的规模及其全国的意义来说，可与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完成的最巨大的事业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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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排除各种阻力，全力以赴地贯彻他的垦荒计划。1954年春夏两季，在全苏范围内展开了这项工作。这一年开垦了1900万公顷，1955年又开垦了1400万公顷，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1954年获得好收成，全苏粮食产量增长1000万吨，但其中大部分是老农业区增产的，新开垦区只收获300万吨，这是因为垦荒工作刚刚开始。1955年遭遇干旱，新开垦区的春小麦全枯死了。到了冬天，粮食与其他食品供应十分困难，导致成午上万移来新垦区长期定居的人们纷纷离去。这时赫鲁晓夫处境十分困难，莫洛托夫等人借此指责他垦荒是“大飞跃”式的鲁莽冒险。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动摇，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垦荒面积。［28］1956年成了关键的一年，如果再次出现1955年的情况，赫鲁晓夫的执政地位将会出现动摇。但这一年农业因气候好和垦荒区头几年肥力充足而获得了空前的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25亿吨，其中垦荒区的产量为6300万吨，占总产量的51%。国家收购的粮食为5410万吨，其中从垦荒区收购了3680万吨，占总收购量的68%。这样，不仅使对垦荒政策的批评者暂时失去了口实，而且于1957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授予赫鲁晓夫列宁勋章和第二枚“镰刀、锤头”金质奖章，对其在垦荒工作中的功绩给予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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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规模垦荒后，苏联农业收成与过去一样，有丰收年也有歉收年。从总体上如何评价垦荒，主要争论的焦点是：是不是把物力财力用来提高原有耕地的肥力、提高农业劳动的技术装备水平比用于垦荒效果更好？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1）正如前面谈到的，当时苏联没有条件搞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即不可能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迅速增产粮食，从而解决对粮食的需求。（2）实际情况表明，垦荒是取得较好了经济效果的。1954—1960年，苏联垦荒面积达到4180万公顷，使播种面积扩大29%，谷物播种面积扩大67%。1954—1959年，苏联用于垦荒的投资总额为440亿卢布，而同期内垦荒区生产的商品产品，使国家预算进款760亿卢布，还不包括垦荒区新增加的生产基金（约350亿卢布）和建造的大量住房在内。1953—1958年，农产品产值增长50%以上，谷物产量年均超过1亿吨，比前6年增长39%以上。1958年，农庄庄员的平均劳动报酬比1953年增加82%。［29］垦荒的主要问题是，在垦荒的后期，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持生态平衡的措施，单一产品的连续耕作，使新垦的荒地长期积蓄的养分消耗得很快。赫鲁晓夫原来设想，从垦荒地所得的粮食，可以在四五年内消除长期的粮食赤字，这样就可以有时间来改善老粮食产区的情况，通过增加化肥、拖拉机及其他设备的供应，使其产量增加，减少对垦荒地区的粮食依赖，从而从单一的耕作小麦过渡到轮种制。但赫鲁晓夫被垦荒头几年的成绩冲昏头脑，忘记了原来的设想。当哈萨克各州领导人建议在垦荒地上留出18%的休闲地时，他回答说：“只有蠢货才会要休闲地！”当地一个研究所所长为留了25%的休闲地竟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30］这种违背科学、凭主观意志的态度，到后期，造成大量土地遭到风沙侵蚀。1962年干旱的夏季，风化侵蚀波及了几百万公顷，仅在巴夫洛达州一地，就有150万公顷土地被风“刮走了”。［31］这样，使农业生产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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