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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未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的问题很多，这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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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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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11］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我在读他的回忆录时感到震惊的是，他或者对一些明显的事情完全视而不见，或者是顽固地相信那些老的谎言，即使是他后来的经验已揭穿了这些谎言的时候仍然如此。例如在他回忆录中，他似乎一本正经地说，在挑选领导人问题上，用哪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的问题可经常提到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去解决。没有这一点，‘我不知道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党’。”［12］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 · 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在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13］西方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确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它反映了赫鲁晓夫在50年代作为恢复活力的共产党领袖执政以及他的改革主张的局限性；它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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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局限性，决定了赫鲁晓夫不能从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根本性弊端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和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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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有关。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此，要靠他来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15］对此，麦德维杰夫分析说：“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也为他留下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16］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17］赫鲁晓夫一方面“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18］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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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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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19］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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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理论上讲，为了进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理论来说，到1961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根本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在所有制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他执政时期，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有的地方甚至把30来个、甚至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也就是说，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合并集体农庄，而且常常是胡来的令人不快的合并，这也是集体化的继续，确切地说是集体化的大功告成”；1958年砍掉农村个人副业，认为它影响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这种错误思想，“是赫鲁晓夫对农民，也是对全体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20］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赫鲁晓夫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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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提出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搞集权乃至个人崇拜，又如，他搞的干部制度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选拔干部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21］产生这种情况虽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权力过度集中。按照熟知苏联内情的阿尔巴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象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 · 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含义）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崇拜，但毕竟是十分有害的”。［22］著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与阿尔巴托夫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他说：赫鲁晓夫“本人肯定没把扫除他前任所建立的那种政治体制当成自己的任务，相反，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以及实施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他还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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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互为需要，从而成为阻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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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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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由于上述原因相联系，大改组的结果是，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另外，由于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管理原则，因此花大力气分析了部门管理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并没有注意部门管理的客观合理的内核，并努力在改组中解决地区管理与部门管理如何合理地结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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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年大改组确实是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正如一些苏联学者指出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试点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改组的结果使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例如，大改组后，使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而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致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差不多在每个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况”。［24］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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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从改革方法来看，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的头脑日益膨胀起来，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发表的文章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25］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对农业心血来潮的改革和对农业发展政策的瞎指挥尤为突出。他不顾条件地扩种玉米，取消农民的个人副业，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通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这些都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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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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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26］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在农业改革过程中，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和急躁，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套政府结构。让农业部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农业部工作人员失去了在莫斯科舒适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并且，从苏联农业部部长到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都由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来担任。一年之内，2200名工作人员中有1700名接到了调离的通知，其中大部分是职务较高的领导人。农业院校也迁到了农村。不论是农业部还是农业院校的工作人员，由于农村条件差，造成了大量农业工作人员包括农业专家的流失……赫鲁晓夫上述种种做法中，有关反特权的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但必然引起原来受益者反对。至于在农业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既导致了农业灾难，又引起了农业部门干部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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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方案，也难以贯彻和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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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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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丘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注）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那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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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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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而还来自国际的压力。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盖子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而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和其他因素，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这种压力，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改革时而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整个领导对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中国因素对赫鲁晓夫在这一转变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完全错误的立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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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就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说几句。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9］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实际上都没有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运大论战时说：“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30］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大论战，无疑对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会产生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教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把中国最后带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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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大论战的积极意义，也许可以说，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打破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霸主地位。邓小平讲：“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31］“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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