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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互为需要，从而成为阻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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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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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由于上述原因相联系，大改组的结果是，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另外，由于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管理原则，因此花大力气分析了部门管理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并没有注意部门管理的客观合理的内核，并努力在改组中解决地区管理与部门管理如何合理地结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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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年大改组确实是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正如一些苏联学者指出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试点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改组的结果使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例如，大改组后，使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而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致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差不多在每个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况”。［24］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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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从改革方法来看，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的头脑日益膨胀起来，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发表的文章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25］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对农业心血来潮的改革和对农业发展政策的瞎指挥尤为突出。他不顾条件地扩种玉米，取消农民的个人副业，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通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这些都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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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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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26］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在农业改革过程中，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和急躁，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套政府结构。让农业部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农业部工作人员失去了在莫斯科舒适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并且，从苏联农业部部长到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都由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来担任。一年之内，2200名工作人员中有1700名接到了调离的通知，其中大部分是职务较高的领导人。农业院校也迁到了农村。不论是农业部还是农业院校的工作人员，由于农村条件差，造成了大量农业工作人员包括农业专家的流失……赫鲁晓夫上述种种做法中，有关反特权的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但必然引起原来受益者反对。至于在农业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既导致了农业灾难，又引起了农业部门干部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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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方案，也难以贯彻和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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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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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丘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注）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那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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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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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而还来自国际的压力。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盖子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而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和其他因素，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这种压力，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改革时而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整个领导对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中国因素对赫鲁晓夫在这一转变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完全错误的立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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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就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说几句。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9］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实际上都没有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运大论战时说：“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30］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大论战，无疑对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会产生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教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把中国最后带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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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大论战的积极意义，也许可以说，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打破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霸主地位。邓小平讲：“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31］“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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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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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大多数官方人士、学者以及西方学者一样，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既有积极的评价，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里分析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不成功原因时，将会引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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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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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指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推行的改革——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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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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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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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尼克松著，刘湖译：《领袖们》，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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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赫鲁晓夫1963年3月30日在南斯拉夫维累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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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是1956年以前苏联历史上最高产量，而在1.25亿吨粮食产量中，一半以上产自新的开垦区。苏联学者指出：“若不是多亏新开垦的处女地获得丰收，苏联在1956年几乎肯定要发生饥荒”[见（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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