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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61 第五,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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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63 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丘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注)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那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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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65 第六,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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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67 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而还来自国际的压力。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盖子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而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和其他因素,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这种压力,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改革时而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整个领导对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中国因素对赫鲁晓夫在这一转变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完全错误的立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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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69 这里顺便就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说几句。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9]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实际上都没有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运大论战时说:“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30]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大论战,无疑对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会产生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教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把中国最后带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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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71 如果要说大论战的积极意义,也许可以说,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打破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霸主地位。邓小平讲:“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31]“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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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76 赫鲁晓夫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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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78 [1]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大多数官方人士、学者以及西方学者一样,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既有积极的评价,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里分析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不成功原因时,将会引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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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80 [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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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82 [3]系指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推行的改革——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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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84 [4](俄)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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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86 [5](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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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88 [6](美)尼克松著,刘湖译:《领袖们》,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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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90 [7]参见赫鲁晓夫1963年3月30日在南斯拉夫维累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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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92 [8]这是1956年以前苏联历史上最高产量,而在1.25亿吨粮食产量中,一半以上产自新的开垦区。苏联学者指出:“若不是多亏新开垦的处女地获得丰收,苏联在1956年几乎肯定要发生饥荒”[见(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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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94 [9](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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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96 [10](苏)《真理报》,196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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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298 [11](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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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300 [12](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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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302 [13](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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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304 [14](美)斯蒂芬 · F · 科恩著,陈玮译:《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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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306 [15](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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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308 [16](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大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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