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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苏斯洛夫在1964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作了说明。他列举了赫鲁晓夫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在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委托主席团委员波利扬斯基起草苏共中央主席团向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之所以没有采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而最后采用苏斯洛夫的报告，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虽较全面、深刻和尖锐，但有些错误的责任很难说完全由赫鲁晓夫一人承担，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难脱干系，出于策略考虑，未加采用。而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较温和，只是概括地、粗略地列了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二是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回避了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同与各国共产党关系方面的错误。而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涉及对外（包括对各国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还在总体上肯定苏共反华政策的前提下，也承认对华政策中的某些错误。两份报告虽有差别，但基本内容和观点是一致的。并且，这两份报告的一开头，都强调苏共二十大的各项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里，我们着重从体制、经济等苏联国内问题，分析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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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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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背离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造成以下状况：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内外政策问题，中央集体无法进行自由的、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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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不禁要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其独断专行产生的严重弊端问题上，后来，他为什么在不少方面又走斯大林的老路呢？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怎么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呢？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一些分析。事情的发生亦是有个过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党内没有民主、对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赫鲁晓夫，之所以会背离这条路线，“这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权力集中在一个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3］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对此说道：“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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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成功，经济的恶化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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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根据波利扬斯基的报告材料作些分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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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下降。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社会总产值从1956年到1963年8年间，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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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社会总产值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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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均增长率（％） 1950—1953 10.6 1953—1956 11.1 1956—1959 8.9 1959—1962 6.9 1962 6.0 1963 5.0 国民收入指标也出现了下降，从1956年到1963年8年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2/3（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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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民收入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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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均增长率（％） 1950—1953 11.0 1953—1956 12.0 1956—1959 8.9 1959—1962 6.9 1962 6.0 1963 4.0 （2）一些重要的质量指标不断恶化。以固定资产的利用指标为例，在七年计划［6］的4年当中，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上述指标降低了9%，而在农业当中甚至降低了21%。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1950—1955年，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8%，而在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下降到5.6%，1962年为5.5%，1963年为5.2%。而按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材料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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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中的“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更加失调。到1963年，这种比例失调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为10%，比“第二部类”的5%高出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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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生产形势严峻。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按价值计算的总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5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严重缺粮和缺饲料，导致大量屠宰牲畜，结果是使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到1964年，肉类产品在各地几乎普遍出现长时间脱销。在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应部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此，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后来动用了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另外还动用了国家的国防储备粮，才未实行凭卡供应粮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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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业改革提高农业工作人员对物质利益的关心问题，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人日的劳动报酬所得的货币与实物报酬合计为1.56卢布，而到5年后的1963年，仅增加到1.89卢布，5年期间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个人日的劳动报酬每年才增加7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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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来看，苏联经济的发展状况表明，改革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赫鲁晓夫迈着笨拙的步子急急忙忙地去追赶美国，结果以出丑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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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仅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应该说，这是主要原因。但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如干部更新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一些失误，对他垮台也不是没有影响。如赫鲁晓夫喜欢出国访问，在对外活动中竭力让外交部、外交官靠边站，力图通过他本人去解决很多国际问题。再如，他出国喜欢携带家眷及大量随行人员。1959年赴美访问，随行人员为150人，带上了夫人、儿子、女儿、女婿，并带去一大批礼物，当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另外，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7年当中，“苏维埃国家在无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已经三次陷入战争的边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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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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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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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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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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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1、表2和相关材料，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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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1959—1965年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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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是指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年的“柏林问题”危机和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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