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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根据波利扬斯基的报告材料作些分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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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下降。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社会总产值从1956年到1963年8年间，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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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社会总产值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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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均增长率（％） 1950—1953 10.6 1953—1956 11.1 1956—1959 8.9 1959—1962 6.9 1962 6.0 1963 5.0 国民收入指标也出现了下降，从1956年到1963年8年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2/3（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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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民收入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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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均增长率（％） 1950—1953 11.0 1953—1956 12.0 1956—1959 8.9 1959—1962 6.9 1962 6.0 1963 4.0 （2）一些重要的质量指标不断恶化。以固定资产的利用指标为例，在七年计划［6］的4年当中，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上述指标降低了9%，而在农业当中甚至降低了21%。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1950—1955年，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8%，而在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下降到5.6%，1962年为5.5%，1963年为5.2%。而按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材料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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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中的“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更加失调。到1963年，这种比例失调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为10%，比“第二部类”的5%高出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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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生产形势严峻。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按价值计算的总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5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严重缺粮和缺饲料，导致大量屠宰牲畜，结果是使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到1964年，肉类产品在各地几乎普遍出现长时间脱销。在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应部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此，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后来动用了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另外还动用了国家的国防储备粮，才未实行凭卡供应粮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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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业改革提高农业工作人员对物质利益的关心问题，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人日的劳动报酬所得的货币与实物报酬合计为1.56卢布，而到5年后的1963年，仅增加到1.89卢布，5年期间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个人日的劳动报酬每年才增加7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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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来看，苏联经济的发展状况表明，改革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赫鲁晓夫迈着笨拙的步子急急忙忙地去追赶美国，结果以出丑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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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仅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应该说，这是主要原因。但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如干部更新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一些失误，对他垮台也不是没有影响。如赫鲁晓夫喜欢出国访问，在对外活动中竭力让外交部、外交官靠边站，力图通过他本人去解决很多国际问题。再如，他出国喜欢携带家眷及大量随行人员。1959年赴美访问，随行人员为150人，带上了夫人、儿子、女儿、女婿，并带去一大批礼物，当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另外，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7年当中，“苏维埃国家在无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已经三次陷入战争的边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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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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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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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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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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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1、表2和相关材料，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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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1959—1965年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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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是指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年的“柏林问题”危机和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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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54．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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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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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苏南冲突继而南斯拉夫逐渐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模式有所不同的不结盟自治社会主义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如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匈牙利的纳吉改革、波兰的哥穆尔卡改革，捷克斯洛伐克的杜不切克改革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呢？这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二是如何评价这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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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大林模式的时空适应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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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的产生与俄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特殊环境有关。第一，俄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专制。沙皇是国家的核心和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政治变革、经济变迁、宗教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由沙皇操纵和决定。第二，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相比非常落后。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在俄国历史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常态。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开始的。第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若是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然而，在外国资本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的背景下，尽管俄国的私人资本有一定的发展但力量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工业化。因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客观上讲肩负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1］第四，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虽然击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苏联一直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战备为轴心的发展思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这四个产生条件决定了斯大林模式担负着维护国家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是高度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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