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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生产形势严峻。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按价值计算的总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5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严重缺粮和缺饲料,导致大量屠宰牲畜,结果是使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到1964年,肉类产品在各地几乎普遍出现长时间脱销。在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应部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此,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后来动用了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另外还动用了国家的国防储备粮,才未实行凭卡供应粮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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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业改革提高农业工作人员对物质利益的关心问题,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人日的劳动报酬所得的货币与实物报酬合计为1.56卢布,而到5年后的1963年,仅增加到1.89卢布,5年期间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个人日的劳动报酬每年才增加7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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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来看,苏联经济的发展状况表明,改革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赫鲁晓夫迈着笨拙的步子急急忙忙地去追赶美国,结果以出丑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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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仅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应该说,这是主要原因。但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如干部更新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一些失误,对他垮台也不是没有影响。如赫鲁晓夫喜欢出国访问,在对外活动中竭力让外交部、外交官靠边站,力图通过他本人去解决很多国际问题。再如,他出国喜欢携带家眷及大量随行人员。1959年赴美访问,随行人员为150人,带上了夫人、儿子、女儿、女婿,并带去一大批礼物,当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另外,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7年当中,“苏维埃国家在无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已经三次陷入战争的边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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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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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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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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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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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1、表2和相关材料,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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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1959—1965年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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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是指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年的“柏林问题”危机和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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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54.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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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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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苏南冲突继而南斯拉夫逐渐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模式有所不同的不结盟自治社会主义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如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匈牙利的纳吉改革、波兰的哥穆尔卡改革,捷克斯洛伐克的杜不切克改革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呢?这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二是如何评价这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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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大林模式的时空适应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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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的产生与俄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特殊环境有关。第一,俄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专制。沙皇是国家的核心和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政治变革、经济变迁、宗教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由沙皇操纵和决定。第二,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相比非常落后。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在俄国历史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常态。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开始的。第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若是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然而,在外国资本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的背景下,尽管俄国的私人资本有一定的发展但力量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工业化。因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客观上讲肩负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1]第四,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虽然击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苏联一直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战备为轴心的发展思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这四个产生条件决定了斯大林模式担负着维护国家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是高度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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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斯大林模式的确成为落后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力量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快速现代化的一种方式。[3]苏联和东欧国家都通过采用斯大林模式建成了一套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了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重工业被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而利用农业全盘集体化剥夺农民则成为工业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以野蛮战胜野蛮”的工业化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综合国力的提高,使苏联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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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能够持续进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二是将现代化的成果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间合理分配,以产生支持现代化进行的阶级基础。斯大林模式却不能满足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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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计划经济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超强的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迅速建成工业项目,但也有严重的缺陷——它的经济管理方式是粗犷型的。企业一经建成,弊端随之暴露。对领导者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计划任务。即便工厂有能力超额完成任务,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上级制定下一年的计划的根据是当年的产量。这样一来,计划制定者得到的信息严重失真,计划经济因而成了一种特殊的“无序”经济。[4]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以强制增长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模式并非没有经济增长的极限,通过最初一代人“节衣缩食”换取的高速经济增长,无法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率迟早会逐渐下降,而且越来越明显。每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留下沉重的包袱(由于总是推迟,紧急和繁重的任务将不断累积)和极不协调的经济结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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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现代化成果分配的角度看,社会内部也会出现极大的不平等。掌握行政大权的领导者垄断了所有政治资源,广大民众基本处于无权状态。各级领导成为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和使用,按官职大小享受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供应和特殊工资等。他们虽然不拥有大量的私有财产,但有特权,因为特权不是直接与私有财产挂钩而是与权力直接挂钩。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占有集体的和国家的财产。领导者的官阶不同,享受的“权利”也不同,“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短缺经济”中。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效益被特权阶层截取,但由于各国经济增长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计划经济下的福利政策还能够维持,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从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停滞,各国的福利政策遇到很大困难,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给匮乏的现象更为突出,以至于根据国家计划凭票分配的分配方式逐渐难以维持。[7]当权者还垄断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被视作为“毒草”或“另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三位一体的垄断,这些领导者成为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群体,有人称其为“特权阶层”,[8]有人称其为“新阶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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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斯大林模式时间上适应性的表现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在初始阶段正面效应大,负面效应小。但从长远看,随着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它就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就是所有苏联和东欧国家或早或迟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同时,由于采取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的初始条件不同,便产生了斯大林模式空间上的适应性差别。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上专制传统越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就越适用斯大林模式。反之,民主传统越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不适用斯大林模式。正因为如此,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同一时间内对它价值的评价不一样,与此相适应是进行改革的时间前后有差别。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呼声首先出现在东欧,其次是苏联。这种因时间和空间差别而产生的分歧也成为影响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东欧国家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而苏联绝不容许东欧国家超越它允许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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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大林模式的多层次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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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模式是由多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这一点相关文献都讲得很清楚了。[10]概括地说,政治方面,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没有任何反对党派。共产党内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权力集中在党内少数人乃至最高领导人一人手中。党政合一、议行合一,党和国家的行为不受法律限制。经济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排斥市场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决策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作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自主权。意识形态方面,实行思想灌输和控制,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并通过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群众灌输。对外关系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国家的对抗性和前者战胜后者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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