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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1959—1965年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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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是指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年的“柏林问题”危机和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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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54．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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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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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苏南冲突继而南斯拉夫逐渐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模式有所不同的不结盟自治社会主义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如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匈牙利的纳吉改革、波兰的哥穆尔卡改革，捷克斯洛伐克的杜不切克改革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呢？这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二是如何评价这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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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大林模式的时空适应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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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的产生与俄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特殊环境有关。第一，俄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专制。沙皇是国家的核心和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政治变革、经济变迁、宗教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由沙皇操纵和决定。第二，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相比非常落后。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在俄国历史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常态。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开始的。第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若是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然而，在外国资本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的背景下，尽管俄国的私人资本有一定的发展但力量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工业化。因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客观上讲肩负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1］第四，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虽然击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苏联一直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战备为轴心的发展思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这四个产生条件决定了斯大林模式担负着维护国家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是高度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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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斯大林模式的确成为落后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力量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快速现代化的一种方式。［3］苏联和东欧国家都通过采用斯大林模式建成了一套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了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重工业被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而利用农业全盘集体化剥夺农民则成为工业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以野蛮战胜野蛮”的工业化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综合国力的提高，使苏联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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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能够持续进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二是将现代化的成果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间合理分配，以产生支持现代化进行的阶级基础。斯大林模式却不能满足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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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计划经济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超强的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迅速建成工业项目，但也有严重的缺陷——它的经济管理方式是粗犷型的。企业一经建成，弊端随之暴露。对领导者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计划任务。即便工厂有能力超额完成任务，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上级制定下一年的计划的根据是当年的产量。这样一来，计划制定者得到的信息严重失真，计划经济因而成了一种特殊的“无序”经济。［4］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以强制增长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模式并非没有经济增长的极限，通过最初一代人“节衣缩食”换取的高速经济增长，无法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率迟早会逐渐下降，而且越来越明显。每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留下沉重的包袱（由于总是推迟，紧急和繁重的任务将不断累积）和极不协调的经济结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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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现代化成果分配的角度看，社会内部也会出现极大的不平等。掌握行政大权的领导者垄断了所有政治资源，广大民众基本处于无权状态。各级领导成为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和使用，按官职大小享受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供应和特殊工资等。他们虽然不拥有大量的私有财产，但有特权，因为特权不是直接与私有财产挂钩而是与权力直接挂钩。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占有集体的和国家的财产。领导者的官阶不同，享受的“权利”也不同，“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短缺经济”中。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效益被特权阶层截取，但由于各国经济增长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计划经济下的福利政策还能够维持，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从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停滞，各国的福利政策遇到很大困难，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给匮乏的现象更为突出，以至于根据国家计划凭票分配的分配方式逐渐难以维持。［7］当权者还垄断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被视作为“毒草”或“另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三位一体的垄断，这些领导者成为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群体，有人称其为“特权阶层”，［8］有人称其为“新阶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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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斯大林模式时间上适应性的表现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在初始阶段正面效应大，负面效应小。但从长远看，随着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它就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就是所有苏联和东欧国家或早或迟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同时，由于采取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的初始条件不同，便产生了斯大林模式空间上的适应性差别。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上专制传统越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就越适用斯大林模式。反之，民主传统越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不适用斯大林模式。正因为如此，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同一时间内对它价值的评价不一样，与此相适应是进行改革的时间前后有差别。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呼声首先出现在东欧，其次是苏联。这种因时间和空间差别而产生的分歧也成为影响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东欧国家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而苏联绝不容许东欧国家超越它允许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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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大林模式的多层次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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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模式是由多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这一点相关文献都讲得很清楚了。［10］概括地说，政治方面，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没有任何反对党派。共产党内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权力集中在党内少数人乃至最高领导人一人手中。党政合一、议行合一，党和国家的行为不受法律限制。经济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排斥市场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决策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作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自主权。意识形态方面，实行思想灌输和控制，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并通过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群众灌输。对外关系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国家的对抗性和前者战胜后者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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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大林模式的这些方面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立体交叉的关系。哪些属于它的核心内容，哪些属于它的深层内容，哪些是它的浅层内容？哪些方面易变也可以变，哪些方面难变甚至也不能变？这种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的改革，但相关文献却鲜有从这种角度论及。悖乎常规、常态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球状的社会发展结构，易变的或可变的都是从外层开始。比起经济、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等方面，政治被置于对斯大林模式起决定性作用的里圈，最先形成。不过，政治方面也分为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两个主要部分，前者基本上是不能触动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是核心，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换，也容易变化并且不会从根本上损害社会制度本身。经济反倒被置于政治的外层，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运行机制两大部分构成。虽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和是否存在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经济领域的改革要比政治领域的改革容易一些，改革程度更深，力度也更大，往往是经济运行机制先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变，同时，二者也都会经历一个从浅到深渐进的过程。对外关系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同时又会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虽然预设的对外关系，例如两个平行市场原则、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各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东欧国家更是如此），但是相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言对外关系领域的改革更容易。赫鲁晓夫时期提出了“三和”并要求东欧国家与其保持一致，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则一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整个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自发地出现了实质性的回暖（早于东欧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意识形态和文化则是斯大林模式的其他方面的保护层，它们打造着斯大林模式的神圣光环。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都有各自特定的理论和舆论支撑，要想改革某个方面，首先必须破除支撑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部分，否则改革难以进行。改革要想成功也必须使支持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获得合法性。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都出现过理论先行、解放思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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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模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要想取得最终成功必须是全方位的改革，而不能只改它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些部分。特别是改革不能不触动以党权高于一切，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纳吉的改革、哥穆尔卡的改革，还是布拉格之春，都只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小修小补，而不是全方位的改革。这导致了它们的最终失败。同时，斯大林模式的这一特征还决定了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必须是分阶段、分层次、有步骤的改革，要分清楚改革的不同方面的先后次序，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而不能随意地改革；要有改革的决心和智慧，不能遇到挫折和困难，就灰心丧气或者盲目地转换改革的目标。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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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张光明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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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宗武：《斯大林模式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重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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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美）摩尔 · 巴林顿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美）W · W · 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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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捷）奥塔 · 锡克著，张秀山译：《经济体制——比较、理论、批评》，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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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匈）雅诺什 · 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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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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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izilyalli, Hüsnü,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A New Methodology for Transforming a Socialist Economy to a Market - led Economy and Sketches of a Workable Macroeconomic Theory,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8, pp. 16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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