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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政治路线上，标榜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的连续性，强调苏共将继续执行二十大、二十二大路线，引导苏联人民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努力。只是不再提赫鲁晓夫提出的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而在1967年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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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除赫鲁晓夫的影响，改变赫鲁晓夫推行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和措施，显示出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作风。在1964年10月政变后，勃列日涅夫打发赫鲁晓夫到莫斯科郊区的一所别墅中以养老金领取者的身份孤独地度过余生。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废除了赫鲁晓夫把地方上的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恢复了原来统一的党组织；1965年9月，取消了赫鲁晓夫在经济改革中撤部而建立的地区经济委员会，重建政府部门系统，恢复条条领导，同时废除了赫鲁晓夫强调的干部轮换制，提倡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团结”；1966年3月，在苏共二十三大上他改换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称，恢复为政治局，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头衔就改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台后一改赫鲁晓夫的那种急躁粗暴，到处发号施令的“唯意志论”和“随心所欲”的作风，显示出他的不急不忙、谨慎稳定的风格。这些做法博得了不少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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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经济方面，此时赫鲁晓夫时期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和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在社会上尚有影响，改革在经济领域中还有一定的惯性作用。再加上柯西金在领导经济管理上的声望远在勃列日涅夫之上，而柯西金是主张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个阶段中进行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同时，这时提出了加紧开发东部地区的任务，上了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的第一批大项目。在经济方面，此时勃列日涅夫个人比较喜欢抓的是他认为自己比较熟悉的农业。在1965年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针对60年代初期苏联农业生产下降，和赫鲁晓夫采取的缩小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自留畜的限额和合并农庄农场等错误做法，勃列日涅夫在他做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报告中提出了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刺激和加强农业生产的措施，诸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固定农产品收购量和实行超额奖售、扩大自留地和自留畜限额等。由于在工业经济体制上进行了柯西金的改革措施，在农业政策上采取了勃列日涅夫的上述政策，那几年苏联的经济形势有了好转。但是看一下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和经济改革的态度，就可看出，他对柯西金并不真正尊重，而是力图缩小和排挤柯西金的影响，他对经济改革从来是不热心的，他所信奉的是苏联计划经济的那套传统的管理模式。据说，苏共中央机关的许多干部当时都知道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所作的经济改革报告说过的一句话，“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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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除异己，安插亲信，营造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心计和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上。”［3］他确实善于培植、使用亲信，安排老相识、老部下。当年在地方上工作时，每次调动工作，他都要带他认为可靠的老部下去新的工作单位。到苏共中央工作后也是如此。在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那五六年中，一方面他施展各种权术，把领导层中原来跟随赫鲁晓夫的人、对他地位有威胁的人、对他的领导能力有怀疑的人或敢于提批评意见的人一个一个排挤掉，如伊利切夫、谢列平、谢米恰斯内、波利扬斯基、沃罗诺夫、谢列斯特、叶戈雷切夫、杰米切夫等人都陆续被排挤出最高领导圈子。与此同时，他把在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州、摩尔多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工作时的一些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一个调到中央，安置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如契尔年科、谢洛科夫、特拉佩茨德尼科夫、巴甫洛夫、格鲁谢沃伊、茨维贡、齐涅夫、吉洪诺夫、楚加诺夫等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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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营造的权力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苏共中央机关和各地方党委机关领导人，这些人占到中央委员会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当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头一段时间里，每天一上班都要给各州和各共和国的党的第一把手打电话，进行问候，联络感情，询问情况，表示关心下情和下级困难。各地党的书记当然是受宠若惊，不胜感激。为保持地方上干部队伍的稳定，他还宣布，各地干部主要靠本地干部来替补。他下去视察时，对各地干部的态度也同赫鲁晓夫大不一样。赫鲁晓夫爱挑毛病，动辄训人，甚至撤换干部，而勃列日涅夫对下面干部一般都不提严格要求，使下面干部觉得他和善可亲。他还为中央级的高级干部恢复或提高了不少福利待遇，如1966年规定，中央级高级干部每年可享受两个半月的休假。这些做法符合一大批干部的利益，自然受到他们的欢迎。在党的机关系统中这些人成了他的重要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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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军队系统。勃列日涅夫参加过二战，在军队中待过，后来又主管过军工、宇航和尖端武器生产，同军方关系本来就比较密切，在军队中有不少熟人。1962年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苏美对抗中蒙受耻辱后，苏联军方刻意要在核军备上赶上美国，勃列日涅夫对此完全支持。他上台后，苏军方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国防工业问题，对一般政治局委员和财政部长来说，都成了“禁区”，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有权过问，其他人谁也不敢问津。［4］1967年马利诺夫斯基去世后，由格列奇科任国防部长；到1976年由乌斯季诺夫任国防部长。此时勃列日涅夫同军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军方成了他的权力的强大支柱。特别是1970年上半年，他在格列奇科陪同下去白俄罗斯检阅了苏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军方的支持下，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地位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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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克格勃和内务部系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克格勃掌握在谢列平派的谢米恰斯内的手里极不放心；1967年3月，他利用斯大林女儿出逃事件撤掉了谢米恰斯内的克格勃主席职务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主席，同时调他的亲信茨维贡和齐涅夫等三人任克格勃副主席。1968年又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撤销的内务部，并任命他的摩尔多瓦的老部下谢洛科夫为部长。谢洛科夫调到莫斯科后，他家就安排在勃列日涅夫家的楼上。这样，克格勃和内务部这两个实权部门都逐步为勃列日涅夫所直接掌握和控制，成为他的又一个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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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出版战争回忆录入手，逐渐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同时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参加卫国战争的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据一些俄罗斯学者提供的材料。这些回忆录绝大多数不是本人写的，而是别人帮助写的，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而且都经出版社编辑按照上面要求的调子做过加工。如《朱可夫回忆录》，原稿中曾讲到1937年斯大林对一些红军将领的大清洗，但后来出版的书中，这一处就被删除；另外为了宣传勃列日涅夫，加了一段完全虚构的、说朱可夫1943年视察高加索战区时曾提出要见见勃列日涅夫而未能相见的情节。由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主持的庞大的编委会编写的《二战史》也有很多歪曲历史事实的地方。从军事史和战争史开始，从6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在学术文化领域中逐步把5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学术思想上的活跃气氛压了下去，正统的教条主义的学术思想观点在各方面重又压倒一切。在经济学方面，此时提倡多搞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的理论研究，少搞现实的经济问题的探讨，而在侵捷事件以后则展开了对“市场社会主义”和“商品派”的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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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继续赫鲁晓夫开始的反华路线，在中苏边境增兵，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在东欧，则于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压制了捷的“布拉格之春”改革。从军事方面来说，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捷，占领布拉格，劫走捷领导人，可以说是成功的，西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同时，勃列日涅夫在60年代也加强了对西方的缓和攻势，迎合西德的东方政策，改善了同西德的关系，同美国则通过谈判达成了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协议。这些行动也有助于提高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国内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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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勃列日涅夫初上台时，虽然当上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第一书记，但在领导层中并未被承认为领袖，苏共中央10月全会后，柯西金取代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当时《真理报》发消息时，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照片并列，还没有突出勃列日涅夫个人。1965年底，波德戈尔内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苏联被称为“三驾马车”当政，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仍未突出。但是在勃列日涅夫采取上述各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情况就变了。这时苏联已开始到处挂勃列日涅夫的大像，其权力地位已明显地高居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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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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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处于政治权力的顶峰，同时又为苏联的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感到踌躇满志的阶段。但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保守僵化，停止和放弃改革的严重后果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这是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上半期的第二个执政阶段的两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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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此时自信心大大增加，认为苏共推行的路线和内外政策完全正确，对形势感到十分乐观。这反映在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推行的以下一些做法和对形势的估计上，以及他们所表现的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心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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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始对勃列日涅夫大搞个人崇拜，采取各种手段，甚至编造历史，大肆突出其在战争、战后恢复工作、垦荒和加强国防等方面的功劳。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外交上，勃列日涅夫取代柯西金，扮演了国家政府首脑的角色。1977年，他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在这一阶段中，“三驾马车”的局面已经消失，勃列日涅夫的领袖地位得到了明显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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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极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继续宣扬脱离实际的超阶段思想。用很大的力量去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等问题；提出苏联社会和民族已越来越接近，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概念；鼓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宝库的重大贡献，等等。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了无数的会议，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著作。在一批学者的建议下，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和其他不少讲话中，虽已提出科技进步和经济集约化的概念，但仅流于空谈，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相反，却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同时，极力宣传计划经济加计算机就会大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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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世界经济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70年代初发生了世界石油危机，西方国家遇到了经济危机。这时苏联领导人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宣传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没有经济危机，因此不会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此时，美国在国外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在国内则面临高涨的反战运动和“水门事件”的政治危机；中国则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苏共领导人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对苏联十分有利。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中都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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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时，由于苏联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并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平衡，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认为苏联的安全已得到保证，苏联已成为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这时，苏联的缓和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美国举行了几次最高级会晤，签订了几个裁军协议，在欧洲召开了欧安会等。这一切促使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意识和扩张意识膨胀起来，1975年苏联就把手伸到了安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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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也在此时，苏联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取得成功，苏联油气产量大增。这使苏联有可能向欧洲西方国家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并利用当时世界石油危机，油价上涨之机，获取大量石油外汇，用以向西方购买大批粮食和设备，从而缓和苏联国内的一些经济矛盾。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以为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取之不尽，石油外汇可源源不断而来，这也助长了他们的乐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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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这段时间中，苏联国内浮夸风和报喜不报忧的风气大为发展。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无视现实，偏听偏信，这又增强了他们良好的自我感觉。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苏联这个阶段中所特有的那种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实际、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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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循守旧，全面恢复苏联那套传统的旧观念、旧体制、旧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时候，传统体制在当年形成时得以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诸如最高领导人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威望、各级干部的苦干精神、广大群众的建设热情、经济上的粗放发展的潜力等，在70年代已不复存在。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旧体制和旧方法已难以发挥它们曾有过的积极作用，而只能越来越产生其负面作用。所以，正是在这个阶段中，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中具有的许多消极因素不断得到发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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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赫鲁晓夫当年废除部门的条条领导，建立地方经济委员会时，出现了地方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为了克服地方主义，协调全国经济，在苏共中央增设了许多主管经济的部门。随着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废除和条条领导的恢复，苏共党政机关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大行扩建，苏共中央的部级编制增加到200个之多。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党政机关膨胀最快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机关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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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一阶段中，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丧失了苏联过去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经济发展速度优势。其次，经济效益愈益下降。再次，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军工和重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人民生活所需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最后，农业生产形势非常严峻，粮食和肉类越来越依靠进口。农业虽一直为勃列日涅夫所关注，他为农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不解决体制和政策上的根本问题，成效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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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此时勃列日涅夫和各部门和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之间在保持稳定的口号下和维护各自的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社会契约”关系。勃列日涅夫需要保持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的稳定，允许他们享有主管所辖部门和地方的更大的权力，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后者则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发展起来，干部中互相纵容包庇、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也愈益发展。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种状况势必导致民族利益上越来越多的矛盾，苏联民族关系中的各种分歧和民族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时候进一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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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群众的社会心理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群众对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许诺长期不能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对他们给人们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愈益失去信心。领导干部中的腐化现象使人们对现实越来越失望。在群众的社会心理中对现实的怀疑，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取代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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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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