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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世界经济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70年代初发生了世界石油危机，西方国家遇到了经济危机。这时苏联领导人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宣传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没有经济危机，因此不会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此时，美国在国外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在国内则面临高涨的反战运动和“水门事件”的政治危机；中国则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苏共领导人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对苏联十分有利。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中都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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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时，由于苏联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并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平衡，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认为苏联的安全已得到保证，苏联已成为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这时，苏联的缓和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美国举行了几次最高级会晤，签订了几个裁军协议，在欧洲召开了欧安会等。这一切促使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意识和扩张意识膨胀起来，1975年苏联就把手伸到了安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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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也在此时，苏联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取得成功，苏联油气产量大增。这使苏联有可能向欧洲西方国家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并利用当时世界石油危机，油价上涨之机，获取大量石油外汇，用以向西方购买大批粮食和设备，从而缓和苏联国内的一些经济矛盾。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以为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取之不尽，石油外汇可源源不断而来，这也助长了他们的乐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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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这段时间中，苏联国内浮夸风和报喜不报忧的风气大为发展。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无视现实，偏听偏信，这又增强了他们良好的自我感觉。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苏联这个阶段中所特有的那种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实际、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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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循守旧，全面恢复苏联那套传统的旧观念、旧体制、旧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时候，传统体制在当年形成时得以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诸如最高领导人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威望、各级干部的苦干精神、广大群众的建设热情、经济上的粗放发展的潜力等，在70年代已不复存在。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旧体制和旧方法已难以发挥它们曾有过的积极作用，而只能越来越产生其负面作用。所以，正是在这个阶段中，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中具有的许多消极因素不断得到发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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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赫鲁晓夫当年废除部门的条条领导，建立地方经济委员会时，出现了地方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为了克服地方主义，协调全国经济，在苏共中央增设了许多主管经济的部门。随着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废除和条条领导的恢复，苏共党政机关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大行扩建，苏共中央的部级编制增加到200个之多。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党政机关膨胀最快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机关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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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一阶段中，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丧失了苏联过去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经济发展速度优势。其次，经济效益愈益下降。再次，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军工和重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人民生活所需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最后，农业生产形势非常严峻，粮食和肉类越来越依靠进口。农业虽一直为勃列日涅夫所关注，他为农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不解决体制和政策上的根本问题，成效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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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此时勃列日涅夫和各部门和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之间在保持稳定的口号下和维护各自的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社会契约”关系。勃列日涅夫需要保持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的稳定，允许他们享有主管所辖部门和地方的更大的权力，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后者则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发展起来，干部中互相纵容包庇、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也愈益发展。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种状况势必导致民族利益上越来越多的矛盾，苏联民族关系中的各种分歧和民族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时候进一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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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群众的社会心理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群众对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许诺长期不能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对他们给人们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愈益失去信心。领导干部中的腐化现象使人们对现实越来越失望。在群众的社会心理中对现实的怀疑，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取代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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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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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后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这是他执政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在这段时间中，勃列日涅夫身体越来越衰颓。苏联整个国家则越来越走下坡路，苏联从稳定走向全面的停滞。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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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勃列日涅夫本人在70年代中患了两次中风，身体趋于衰颓，已难于正常视事。根据多勃雷宁的回忆录，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中风发生在1974年在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同美国总统福特会晤的时候，他患了大脑粥样硬化症。由于随行医生的努力，病情得到了控制，会谈没有中断。但是他在乘火车经蒙古回莫斯科途中又患了第二次中风。此后，勃列日涅夫的工作能力大大下降，到党中央办公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主持的政治局每周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与此同步的是整个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老龄化，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了70多岁。这样一个老态龙钟、思想僵化、行动不便的领导集团只能靠他们的助手班子来工作，一切都要助手班子提出建议和写好稿子，即使是最简单的讲话也都要写成讲稿。勃列日涅夫得病后变得口齿不清，他的撰稿人得专门避开他不便发音的词，而挑选他便于发音的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不正常，越来越形式化。这方面情况可由几个当事人提供的一些见证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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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沃尔科戈诺夫在《七个领袖》一书中提供的证据。沃尔科戈诺夫说，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秘书班子做好仔细安排。沃尔科戈诺夫曾多次为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乌斯季诺夫写过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讲话稿。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相互讨论，而是念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二三页的讲话稿。大家的表现总是“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同事先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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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中提供的见证。他说，在那个时期中所谓总书记的意见和主张已很难认为是他自己的观点，而不过是当时能对他施加最大影响的这一派人或那一派人的观点。那时政治局有些会议为了照顾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开会时间往往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座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很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措辞是，“同志们已做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做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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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沃尔科戈诺夫提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档案材料。他写道，“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年年底都要回顾一下前一年的工作。1980年1月3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主持开会后，就让契尔年科回顾总结政治局一年的工作。契尔年科报账似的报告说，过去一年中，政治局召开了47次会议，研究了450个问题，通过了4000个决议，其中有关组织和党务工作的14个，意识形态工作的46个，军事和防务工作的227个，工交基建的159个，外交和外贸的1845个，经济计划的11个，干部问题的330个，政府颁奖问题的927个；中央书记处共举行了51次会议，通过了1327个决议。契尔年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去年各次中央全会都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举行的”。接着，安德罗波夫发言说，“这个结论完全正确，各次全会确实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开的”。佩尔谢说，“决议也都是一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讲到书记处工作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插话说，不光是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举行的……”从会议记录中完全看不出政治局对现实问题有什么不安感和紧迫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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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阶段中，凡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扯皮，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方面有两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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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关于科技革命问题的一个文件的遭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就有人提出了新的世界科技革命问题。起初，上面不准提科技革命这个词，后来由于下面一再反映，苏联领导人也开始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勃列日涅夫就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到了科技进步问题。大会后，政治局决定专门召开一次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三名苏共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多尔基赫、索洛缅采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和起草小组。这个班子奋斗了几个月，最后写出了一份130页的报告。报告于1973年5月上交基里连科等书记。据说由于报告中有的地方涉及经济体制问题，政治局中有人表示反对，结果报告上交后便无下文。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在清理他的文档时，才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上送的这份报告。［8］苏共中央在1973年提出要召开一次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后，只是过了15年，也就是到了1985年下半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召开了一次讨论科技进步的专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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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提出《食品纲要》的经历。戈尔巴乔夫于1978年调苏共中央主管农业后，感到农业问题极为严重：几十年中一千几百万公顷农田被毁或被占用；农村生活条件落后，非黑土地带（30个州）农村凋敝，大量农业劳动者流往城市；农产品价格低，农用工业品价格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入不敷出，年年靠国家150多亿卢布的贷款过日子，庄员生产积极性很低；在党政干部和工商业干部中存在着农业是无底洞、无可救药的情绪，等等。戈尔巴乔夫搞了不少调查，召开了大量专家会议和干部会议，经过几年时间搞出了一个《到1990年前的食品纲要及其实施措施》的方案。一旦接触到资金问题，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就摆困难，财政部长死活说没有钱，无法解决资金问题，要他参加会也不来。最后把问题提到勃列日涅夫那里，吉洪诺夫才勉强答应想办法解决。这样才在1982年5月得以召开讨论《食品纲要》的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讲了话。但即使是在《食品纲要》通过之后，农业状况仍然没有改善，而且变得更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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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阶段，这种遇事拖拉，到处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习气在苏联上上下下到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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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形势越来越糟。粮食、肉类大量依靠进口，消费品供应日益紧张，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1979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虽作出了改善计划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决议，企图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改进管理，但都无济于事。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联经济几乎呈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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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国家领导集团严重老龄化，国内政治社会形势死气沉沉和经济形势愈趋严重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军方、克格勃和苏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对外却大肆推行扩张政策。此时，苏联同美国从宣扬缓和转向新的对抗和新的冷战，并展开了新的军备竞赛。在非洲和中东，继1975年和1976年伸手安哥拉之后，苏联又于1977年和1978年伸手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南也门；在拉丁美洲则插手尼加拉瓜；在亚洲，在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乘机在金兰湾等地建立了海空军设施，并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而于1979年底，苏联还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出兵阿富汗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这个四人小圈子决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在出兵之后听新闻报道才知道此事，都是事后在文件上画圈的。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作出这个错误的冒险决策，使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长达十年之久，使苏联人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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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时苏联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失望情绪大大增加，对苏共领导进一步失去了信心，有关勃列日涅夫的种种政治笑话在社会上大量流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已大大下降，原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很大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已普遍感到，苏联已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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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后，苏联又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任总书记的不到三年的执政时期，这不过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短暂的延续。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后，在苏共政治局核心人物中，尤其是在契尔年科和葛罗米柯之间，曾有过一段争夺接替苏斯洛夫当苏共中央第二把手，以便成为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接班人的角逐。但最终年迈体衰的勃列日涅夫还是确定安德罗波夫为他的接班人。安德罗波夫在总体上坚持传统观念，坚守传统体制，但他因在苏共领导集团中为人清白，文化修养最高，也最有思想，所以在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有好评。他受命于危难之机。他上台后抓整顿纪律和秩序。处理了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切尔巴诺夫、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和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区委书记梅杜诺夫等几名臭名昭著、为群众所憎恨的腐化干部，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则提出了苏联还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的新提法。他上台后露的几手，虽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但也使人心为之一振。可是他也已年老多病，实际上他只正常工作了半年时间，由于严重肾病缠身，剩下的仅一年时间都是带病工作，靠血液透析在专设的病房里度过的。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病逝后，由老态龙钟且又十分平庸无能的契尔年科，在吉洪诺夫等人的支持下接任总书记。此时，苏联全国陷入全面的停滞状态。苏联人民内心为国家出现的这种老人政治的尴尬局面感到愤慨和羞辱，但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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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经历了营造和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登上权力顶峰和进入晚年衰颓三个阶段。由于平庸无才、在思想理论上的保守僵化，性格上的软弱和爱好虚荣和阿谀奉承、作风上的贪图安逸和不勤奋刻苦，他在执政的18年中虽然把苏联搞成了一个在核武器上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平衡，能与美国对抗，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超级大国，结果却耗尽了苏联的潜力，拖延了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败坏了苏共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声誉，使苏联广大群众失去了对苏共领导集团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使苏联在国际上陷于空前的孤立。事实清楚地说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是苏联逐渐由兴盛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它为勃列日涅夫身后苏联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爆发，尤其是各共和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为不到十年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土壤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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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列 · 伊 · 勃列日涅夫著：《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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