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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这种直接社会性还处于比较低级阶段。它不能直接以劳动时间表现自己，还必须通过非本质形式——货币形式来实现。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直接社会劳动之外，而应当从直接社会劳动内部来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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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存在于计划之外，也不是与计划并存，而是社会主义阶段有计划发展的一种形式。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论”相适应，价值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范畴也都具有计划性，市场也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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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内容论”也是官方接受的一种观点。当时的《苏共纲领》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固有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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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有所发展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应在一定程度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观点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市场社会主义”。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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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有些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一种“邪说”，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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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之后，少数学者如利西奇金、列昂捷夫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有重大进展。只能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修补。鲍文提到1965年改革以失败告终及原因时指出，是不坚决、措施不彻底和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做法害了我们。我们用一只手给了权利，却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来。我们通过了新的法律，可是旧的指令还照样保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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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指出的是，由于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神圣化、僵化和国际化，不允许对改革理论自由讨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左”的教条主义态度，不只是在苏联难以实行改革，而且还严重阻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东欧国家中最早着手改革的是南斯拉夫，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不同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冲击。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各国共产党对所谓“铁托分子”与“民族主义分子”展开批判与清洗。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指出：“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容许的”。［6］到了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在发现搬用斯大林模式出现问题后，就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后来到60年代，匈牙利又悄悄地进行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是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勃列日涅夫加以镇压。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以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出现的新思想为制定体制改革方案的，即提出“制定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模式的基本先决条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非教条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早在60年代初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若不打破旧的理论教条，要改变苏联型的传统计划体制，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学家进行的这场公开讨论，其目的就是要有效地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思想。所以，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有利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说，苏联是决不允许的。这些，都使东欧各国贻误了改革的时机，不得不继续实行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斯大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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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一直坚持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和最先进形式的观点，并认为，经济改革不涉及改变所有制形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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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对企业地位问题认识是不一致的。在改革过程中企业的权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但都是以不损害国家集中控制的计划体制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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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导经济的方法问题，也是争论的一个理论问题。在1965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为了克服过多地用行政方法领导经济的缺点，苏联提出要把领导经济的行政方法逐步转向经济方法，要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经济刺激和经济核算制。但是，改革过程中，由于坚持“非商品派”理论一直占主导地位，因此，对经济的行政领导方法一直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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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情况来看，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探索的问题越来越狭窄，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日益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讨论问题的气氛也远远没有改革一开始那样活跃。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些代表官方观点的经济界“权威人士”，经常对一些新提出的理论加以批判，并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把争论压下去。这种情况，很难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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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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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触动政治体制，而且出现了不少倒退，政治体制朝着集权化方向发展。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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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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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在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政治局各委员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作出，但实际上政治局作出决策，也往往是形式上的，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特别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巩固与加强之后，更是大权独揽。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决定，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10月7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按新宪法增加的一些条款，勃列日涅夫同时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就总揽了党、政、军的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这个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也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另外，这种体制在党政领导的组织机构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如国防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等部门，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决议与发指示，从而大大削弱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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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坚持党政不分的政策，其理论根据来自斯大林。他在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决定兼任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讲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他解释说：“这绝非是一个徒具形式的行动”，“这首先是共产党领导作用不断提高的表现”，“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直接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换言之，因为苏共是执政党，因此苏共领导人可以处理苏联国内外所有事务。十分明显，这种观点，直接承袭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报告中的下列提法：“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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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长期以来未能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这虽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有关党政关系一直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也就没有确定党政关系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过多强调苏共执政党的地位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度集权，在客观上要求党总揽党政大权。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党政不分的体制也难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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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形成的“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不是三者之间的力量与权力处于均等状态，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苏共中央1972年十二月全会上对由柯西金主管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性评价之后，勃列日涅夫把在经济方面的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随后又控制了外交权，此后，使柯西金的地位大大下降。1977年解除了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并宣布他退休。此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大大膨胀，决策权高度集中。据不少材料披露，像1979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情，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等几个人商量后作出决定的。［7］从这一件事就可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专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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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和苏共代表大会按规定举行，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有真正的民主生活。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举行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说：“让我们坦率地说，多年来，党和人民关心的许多迫切问题没有被提到全会日程上来。同志们都记得，虽不止一次地举行时间很短和形式化的中央全会，许多中央委员在其整个任期内没有可能参加讨论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全会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地方党委和党组织的工作作风。”一切重大问题不是经过认真和充分讨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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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勃列日涅夫生日这天，他再次被授予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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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崇拜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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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如果翻开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纸杂志，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8］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 · 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9］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恳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10］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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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为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费尽了心机。个人崇拜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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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