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85694 （2）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形成的“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不是三者之间的力量与权力处于均等状态，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苏共中央1972年十二月全会上对由柯西金主管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性评价之后，勃列日涅夫把在经济方面的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随后又控制了外交权，此后，使柯西金的地位大大下降。1977年解除了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并宣布他退休。此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大大膨胀，决策权高度集中。据不少材料披露，像1979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情，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等几个人商量后作出决定的。［7］从这一件事就可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专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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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696 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和苏共代表大会按规定举行，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有真正的民主生活。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举行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说：“让我们坦率地说，多年来，党和人民关心的许多迫切问题没有被提到全会日程上来。同志们都记得，虽不止一次地举行时间很短和形式化的中央全会，许多中央委员在其整个任期内没有可能参加讨论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全会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地方党委和党组织的工作作风。”一切重大问题不是经过认真和充分讨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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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01 1978年勃列日涅夫生日这天，他再次被授予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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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03 （二）个人崇拜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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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05 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如果翻开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纸杂志，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8］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 · 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9］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恳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10］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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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07 这里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为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费尽了心机。个人崇拜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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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09 （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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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11 应该说，赫鲁晓夫执政时，他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因此他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改革，目的是要废除像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腐朽的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富有活力。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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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13 第一，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到二十二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上升为79.4%，二十五大时上升为83.4%，二十六大为90%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18年中只换下12人。［13］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1人被撤换。［14］由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重要干部由“一号人物”来决策，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由年轻干部去担任。勃列日涅夫后来提拔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的情况就说明这一点。如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1976年去世时为73岁，而接替他的乌斯季诺夫当时已经69岁；苏联交通部长科热夫1975年去世时为70岁，接替他的索斯诺夫为67岁；造船工业部长托马1976年去世时为69岁，接替他的叶戈罗夫当年也是69岁。勃列日涅夫兼任国家元首之后，竟选择比他大5岁的库兹涅佐夫担任自己的副手。1976年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已72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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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15 第二，终身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为52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最高领导层的老化，同样反映在地方党政机关。戈尔巴乔夫在1981年一月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一系列党委的书记和成员，地方、共和国和全苏一级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好几十年没有发生必要的干部变动，没有增添新人。”干部的普遍老化，是苏联社会死气沉沉、保守、僵化和各种消极现象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问题，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12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军用机场刚送走美国总统福特，他感到不适，患了大脑动脉粥样硬化症。第二天前往蒙古，从那里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从此，他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还活了8年，并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体制下，他还“统治了”8年。在这8年中，他的病情不时有某些好转，但他一直没有能恢复到哪怕是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在他生命的晚期，就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没有这种“小抄”，他简直无法应付。［16］对此，博尔金作了以下的描述：“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做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17］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8年中，他已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18］这在当时的苏联上层都很清楚，但在传统的集权体制下，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条件下，只有等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他才离开苏联最高领导的职位。这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现行的机制、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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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17 第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产生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正如利加乔夫指出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 · 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程序（确切些说是无程序）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在于主观方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些忘我工作的书记，由于没有注意到在中央和中央委员会的个人关系，当到退休期限时便处于‘无人过问状态’。”［20］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样，使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如何做好工作，而是搞投机钻营，那些吹吹拍拍、讨好上级、唯上是从、在上层寻找保护伞的干部越来越多。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还对其家属与沾亲带故的人给予“照顾”，让这些人升官、捞取私利。他女儿的最后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令人头晕目眩地青云直上，在屈指可数的几年内当上中将：从一名平平常常的民警政治工作者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他被选入党的高层机关；获得了奖赏、汽车和别墅。勃列日涅夫的儿子被提拔为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他的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这两个人都有酗酒的恶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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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19 （四）“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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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21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使得苏联社会早已存在的“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与稳定，这一阶层的人思想更趋僵化，这也成为阻碍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特权阶层”并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出现的，而在斯大林时期就已逐步形成，像政府别墅、特殊门诊、医院、休养所和疗养院、配备司机、专用汽车等，“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22］战后，对苏联上层领导人的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各种商品的购货证与票券大大发展了，逐渐成了高中级负责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这方面越来越起带头作用。有些将军大胆妄为到这种地步，以致向来对这种腐化行为睁眼闭眼的斯大林不得不出来纠正，命令把某些人逮捕。但特权并没有消失，后来很快地扩大了，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高低，装在信袋里秘密发给。一个部长可拿到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的2000卢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不久前苏联总统规定的工资的两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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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23 不少西方学者也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形成。［24］他们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归结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对苏联上层领导来说，高薪并不是主要报酬，远为贵重得多的是上层所享有的特权。他们一切的获得主要靠特权。因此，不论苏联的任何时期，作为特权阶层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即他们是掌握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是实现特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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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25 至于形成这个特权阶层的原因，应该说，阿尔巴托夫提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25］另外，他还指出：“社会的贫困本身实际上使特权不可避免。”［26］那种把由于斯大林时期因“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作为形不成特权阶层的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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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27 当然，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是有区别的。首先，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领导职务搞任命制与终身制，干部队伍较为稳定，因此，“特权阶层”也比较稳定。而斯大林时期，虽然形成了“特权阶层”，但它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斯大林一方面给予上层人物大量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消灭这些人。首当其冲被消灭的便是这个“特权阶层”。其次，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干部数量大大膨胀，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27］对特权阶层人数估计不一。“英国的默文 · 马修斯认为，连同家属共有一百万人左右。西德的鲍里斯 · 迈斯纳认为，苏联的上层人物约有四十万人，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知识分子包括进去，约七十万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 · 利姆别尔格尔估计，今天苏联的特权阶层有四百万人，另一些人估计不少于五百万人。”［28］最后，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持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使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看来，不能以斯大林时期特权人物不稳定和人数可能没有像勃列日涅夫那么多为根据，得出只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才形成“特权阶层”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情况的。因为特权人物不稳定，今天是这一批人，明天是另一批人，这个时期的人数多一些，那个时期的人数少一些，但总是存在这么一个阶层的人，这些人，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列入“花名册”的人，即那些被党的领导人选出来掌管最重要的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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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29 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推断却成为只能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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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31 我们之所以用较多的篇幅论述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的种种倒退现象，主要是为了深刻地认识到，在苏联集权政治体制条件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企图单一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制约作用，例如，由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官僚主义和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乃至破坏作用日益明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项决定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人任何一项决定作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29］据俄罗斯一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30］官僚主义的盛行，勃列日涅夫本人表现得尤为突出。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少事例，其中有关科技革命问题最为生动，如本书第55个问题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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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33 纵观勃列日涅夫18年的体制改革，不难发现，改革一直是在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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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35 经济改革的停滞，政治体制的倒退，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符合实情。“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31］应该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一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个人崇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并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又会失去特权与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32］所以，正如有人指出的：“断言我们似乎告别了斯大林主义，此话说早了，太早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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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37 勃列日涅夫为重新斯大林主义化，主要通过一些行政措施对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立场上的人施加压力，但又不采取或很少采取极端的手段，如逮捕判刑等。“一般的做法是革职，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以及用越来越巧妙的手段搞臭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公开诋毁中伤他们，送入精神病医院，乃至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等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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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39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也好还是二战史也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稿中砍掉有关1937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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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41 与此同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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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743 这期间，加强了“秘密警察”机关的作用，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作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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