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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西方学者也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形成。［24］他们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归结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对苏联上层领导来说，高薪并不是主要报酬，远为贵重得多的是上层所享有的特权。他们一切的获得主要靠特权。因此，不论苏联的任何时期，作为特权阶层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即他们是掌握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是实现特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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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形成这个特权阶层的原因，应该说，阿尔巴托夫提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25］另外，他还指出：“社会的贫困本身实际上使特权不可避免。”［26］那种把由于斯大林时期因“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作为形不成特权阶层的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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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是有区别的。首先，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领导职务搞任命制与终身制，干部队伍较为稳定，因此，“特权阶层”也比较稳定。而斯大林时期，虽然形成了“特权阶层”，但它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斯大林一方面给予上层人物大量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消灭这些人。首当其冲被消灭的便是这个“特权阶层”。其次，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干部数量大大膨胀，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27］对特权阶层人数估计不一。“英国的默文 · 马修斯认为，连同家属共有一百万人左右。西德的鲍里斯 · 迈斯纳认为，苏联的上层人物约有四十万人，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知识分子包括进去，约七十万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 · 利姆别尔格尔估计，今天苏联的特权阶层有四百万人，另一些人估计不少于五百万人。”［28］最后，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持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使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看来，不能以斯大林时期特权人物不稳定和人数可能没有像勃列日涅夫那么多为根据，得出只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才形成“特权阶层”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情况的。因为特权人物不稳定，今天是这一批人，明天是另一批人，这个时期的人数多一些，那个时期的人数少一些，但总是存在这么一个阶层的人，这些人，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列入“花名册”的人，即那些被党的领导人选出来掌管最重要的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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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推断却成为只能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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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用较多的篇幅论述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的种种倒退现象，主要是为了深刻地认识到，在苏联集权政治体制条件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企图单一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制约作用，例如，由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官僚主义和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乃至破坏作用日益明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项决定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人任何一项决定作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29］据俄罗斯一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30］官僚主义的盛行，勃列日涅夫本人表现得尤为突出。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少事例，其中有关科技革命问题最为生动，如本书第55个问题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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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勃列日涅夫18年的体制改革，不难发现，改革一直是在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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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的停滞，政治体制的倒退，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符合实情。“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31］应该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一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个人崇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并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又会失去特权与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32］所以，正如有人指出的：“断言我们似乎告别了斯大林主义，此话说早了，太早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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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为重新斯大林主义化，主要通过一些行政措施对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立场上的人施加压力，但又不采取或很少采取极端的手段，如逮捕判刑等。“一般的做法是革职，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以及用越来越巧妙的手段搞臭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公开诋毁中伤他们，送入精神病医院，乃至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等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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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也好还是二战史也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稿中砍掉有关1937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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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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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加强了“秘密警察”机关的作用，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作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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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化、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并不比其他方面好些，拿经济科学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在走回头路，精力集中在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切实际地去拨弄从马列主义奠基人著作中摘出来的一连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们最粗俗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诠释来研究。［38］这种斯大林式的诠释，早已成为被推销得贬了值的理论，还在强迫人们接受，而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断升级，并纳入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9］对主张更多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学者如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等，成为围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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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这一时期的体制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另外，我们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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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在1980年第22届奥运会开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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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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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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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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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经济报》1979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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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新时代》198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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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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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详见（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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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巴库工人报》1976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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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资料》，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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