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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顽固的斯大林“教条”情结，随着局势的发展，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的警觉和不满。60年代初，赫鲁晓夫排除了苏斯洛夫对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直接领导，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苏斯洛夫只是负责苏共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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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对自己权势的式微耿耿于怀，同时也对苏共二十二大后非斯大林化的进展，对意识形态进一步向民主化方向发展，更加心怀不满。于是，他与谢列平为首的保守势力沆瀣一气，共同策划了“马涅什赛马场画展事件”，挑拨赫鲁晓夫打压文艺界，大大恶化了苏共领导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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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策划这一事件，专门印制了有关这个画展的资料。但资料中很少谈及艺术问题本身，而却大量摘引了文学家、艺术家对赫鲁晓夫本人的评论。这些评论真真假假掺杂在一块，甚至讲赫鲁晓夫是“坐在宝座上的傻瓜伊万”、“玉米迷”、“饶舌者”等等。赫鲁晓夫见状，震怒异常，以参观画展为名，赶到马涅什把画家们训斥了一顿。在整个看画展过程中，苏斯洛夫自始至终同赫鲁晓夫如影随形，陪伴左右，一会儿指指东，一会儿指指西，一会儿俯首耳语，说些什么，继续往赫鲁晓夫火头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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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一直同苏斯洛夫若即若离，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向来是人们解不开的一个谜。这大概多赖于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和嗅觉的器重，希望他能给自己嗅出路边的什么炸弹；然而，苏斯洛夫倒是神经质地闻出了右边的危险，但却有意向主公隐瞒了“左”边的炸弹，其实这是更加危险的。最终，赫鲁晓夫还是被苏斯洛夫知情不报的一场“宫廷政变”给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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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僵化思维、固守教条稳居权力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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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苏斯洛夫在赫鲁晓夫时期是经历有惊无险，有时靠违心掩饰、玩弄两面派手法，有时靠拉拢同僚、抵制改革挨过了这10年的话，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8年，却是大权在握、左右政局、得心应手、稳居权力巅峰，可以说这是他“灰衣主教”生涯的黄金时代。他虽不是发动倒赫政变的核心人物，但靠着在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宣读倒赫报告所起的关键作用，使他在“宫廷政变”后一登台，就是仅居“三驾马车”之后的第四号人物。待勃列日涅夫上下其手，纵横捭阖，清除异己，稳定政局之后，苏斯洛夫很快就上升为第二号人物，牢牢掌控了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大权。作为苏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他主持党中央书记处会议，负责国内整个意识形态政策问题，领导大众舆论工具，监督书报检查制度、文化艺术、高等和中小学教育，以及国家和宗教团体之间关系。鉴于执掌的权责范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包括镇压《新世界》编辑部、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国、开除历史学家罗伊 · 麦德维杰夫党籍、处置作家格罗斯曼，流放氢弹之父A · Д · 萨哈罗夫，准备并通过苏联“发达社会主义”宪法（1977年宪法），对社会科学——历史学、经济学家的处分，造成全国社会科学的停滞——这一切，都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苏斯洛夫还积极参与了苏联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圈子成员，他还是参与1979年作出出兵阿富汗决定的重要人物之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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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赫鲁晓夫离不开苏斯洛夫，原多是想利用他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嗅觉，结果反倒是被他帮了倒忙，推动了意识形态的逆转，阻碍了改革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之更加离不开苏斯洛夫，则因为总书记是文化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的门外汉，亦步亦趋都需要这位“灰衣主教”的扶持和帮忙。更何况这位股肱大臣与主公还在复旧倒退、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方针路线上有一致性，不像苏斯洛夫同赫鲁晓夫之间那样同床异梦、离心离德，第一书记对身边的这位“斯大林分子”还总有一种提防和戒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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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实际的第二号人物，主管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他实际上是这个时期推动复旧倒退的主要源头和推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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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黜赫鲁晓夫以后，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开始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真正的复旧倒退。由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勃列日涅夫集团接着也彻底取消了国内的改革。于是，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全面“拧紧了螺丝钉”，这就是苏联学者所说的，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化”的时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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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时期，对《新世界》杂志实施外科手术，不同主编打招呼，就改组了编辑部人员，最后逼迫特瓦尔多夫斯基辞去了主编职务。对《真理报》编辑部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先把总编辑鲁米扬采夫解了职，原因是报上登载了两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要求，主张在党内加强更有教养、更有文化者对党的影响。原来的总编辑被撤职后，取而代之的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齐米亚宁。这位新总编甫一上任，就对《真理报》编辑部动了手术。首当其冲的是对未经《真理报》总编允许而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的布尔拉茨基，他被解除了政治评论员（相当于副总编职务）职务；接着又解职了其他几个编辑。不仅如此，还株连了发表布尔拉茨基文章的《共青团真理报》的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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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斯大林主义的复旧和反扑是全面的，其“目标不但针对人，而且还针对思想，针对历史事实，以及针对人们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和平、关于政治的新观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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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关键岗位实际上全都落到了保守派手里。赫鲁晓夫时期建立的以伊利切夫为主席的意识形态委员会，被一分为三：科学部、文化部和宣传部。科学部由勃列日涅夫的亲信C · П · 特拉佩兹尼科夫掌握；文化部由原苏共白俄罗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B · Ф · 沙乌罗主管。这里一下都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堡垒。唯独宣传部经历了一些曲折，经过了一段时间清理后才同上述部门“保持”了步调上的“一致”。苏斯洛夫掌控住这些阵地和堡垒之后，接着就在社会科学、思想和文化等整个精神领域，进行“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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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领域，史学，首先是现代史，是被“扫除”、清理的第一个学科。在这里，几乎抛弃了二十大精神，开始重新颂扬斯大林主义。就连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二十大后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在70年代再版时也只是保留了有关二十大和反对个人崇拜决议的几句话或简单段落。这样做，大概还是看在主编者身居高位的面子上。在整个史学领域，开始了一场迫害历史学家的运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因为提出十月革命前俄国几种经济结构的理论而被解除了职务；著名的二战史专家涅克里奇，因涉笔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失败而被迫流亡国外。此外，其他许多学者也大多因学术问题而遭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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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在科学、文学以至艺术方面，重新开始了带有普遍性的伪造历史的工作。令人发指的，是对朱可夫回忆录的篡改。不仅由编辑人员以作者的名义对作品任意删改，还“从书中砍掉了有关1937年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10］为了掩盖1937—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的血迹，连对在这几年被处死的将领、作家和文化人的死亡时间（1937年、1938年、1939年）也竭力加以回避甚至篡改。至于对二战初期的失败，更是大大缩小了规模；对于失败的原因，不是加以歪曲，就是语焉不详地加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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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领域也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具体表现是，新西伯利亚的“商品学派”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围攻和打击，但他们在重重困难中坚持并生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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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虽与各个部门中保守派的领导直接相关，但都是在苏斯洛夫这个意识形态大管家的监督下发生的。在苏联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事无巨细都要由中央过问、都要由主管者决定的情况下，这位“灰衣主教”对意识形态复旧倒退所承担的责任，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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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几大十分有名的官方理论，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主权有限论”等。虽没有资料证明苏斯洛夫是这些理论的首创者，但他作为那个时期的主要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主管，对这些理论的提炼和完善，是有不容置疑之功的。最突出的是，他曾对“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作了权威的论述，把这一理论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用它来安抚人心、掩盖社会矛盾，把国家与社会推向了规避现实的道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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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的思维方式是十足教条主义的；小心谨慎、面面俱到、讲究平衡、四平八稳，是它的突出特点。可以说，他一贯保持着与斯大林主义的一致性，保持着解释斯大林概念的准确性。作为不断听取苏斯洛夫指示意见的苏共中央写作班子成员，布尔拉茨基曾对这位“灰衣主教”的思维和教义作过详细描绘。他说，苏斯洛夫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意见“前后一致”，人们对此“有非常清晰的印象”：“譬如说，我们在文件中写到在其他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就指出，他认为也应谈谈武装起义；我们写到关于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就提出，他认为应该说和平也不是注定不可动摇的；我们强调民主的意义，他建议要谈论纪律；我们指出个人迷信的错误，他建议强调这种时期是没有的，因为党始终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指出，集体化时期并不是一切都尽善尽美，而他则建议，应该指出伟大变革的历史意义。总而言之，他维护面面俱到的观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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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讲究教条的准确性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布尔拉茨基接着谈到了苏斯洛夫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每次我们只要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写成“和”，他都非常认真地划去“和”字，加上连接符号“—”，即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认为，不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3］那么，为什么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加上“和”字，就是将它们二者对立起来了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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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此一例就可看出，这位“灰衣主教”从字面上释义教条、固守教条之一斑。他只管从字面上竭力维护“教条”，但它究竟距离现实生活到底有多远，这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所以，他竭力从理论上宣扬“发达社会主义”的“三个条件”，而不管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活实际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程度，反正苏联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看看，苏斯洛夫就是这样一个闭眼不看实际，只顾讲经说道、维护斯大林“教条”的“灰衣主教”和“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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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的个人生活倒一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洁身自好。他生活俭朴，也不为家人谋取好处。他不爱露面，不尚虚荣，不追求勋章，不出个人著作，不贪图财物。据说，每年他都把会计叫到办公室，把自己工资剩余的一部分作为党费上缴。这种品质和作风，在苏联当时腐败成风的环境中，也确实让人赞赏、钦敬。然而，这种洁身自好的品质若与勃勃向上、积极变革的思想体系相结合，就能有助于意识形态的净化和纯洁，但是这种品质却发生在体现僵化倒退的思想者身上，这就很难对其所生活的社会产生什么大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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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位“主教”和“理论家”的严厉监管之下，一直走过了34年；而他所继承的前任又是向以提出“日丹诺夫主义”而著名的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日丹诺夫，他们共同以斯大林主义为旗帜，监管着苏联意识形态几乎达半个世纪。这样的监管“业绩”究竟有什么效果，苏联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意识和党内状况，可以说就是一个绝好的回答。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简言之，社会政治经济停滞；党内腐败成风；青年人大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信仰；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则多有所谓“夜间人”现象，即白天上班只能说假话，骗骗领导，只有下班回到家中，在夜晚见到家人和亲朋好友时，才披露心迹，抒发对领导和社会政治的不满等。——这种状况，恰恰可以解释，何以在80年代后半期改革当中涌现出了汹涌澎湃的激进民主派思潮；而恰是这一思潮的泛滥及其代表人物的掌权，最后埋葬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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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去世于1982年，当时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造成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国家的难题日益增多，已积重难返，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产生的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显然已经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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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这个为其政治信念，为斯大林“教条”执著一生的人物，在理论上连一个连接符号“—”也不肯放弃的人，如果对苏联后来的悲哀结局地下有知，他会对自己的一生和孜孜努力有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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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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