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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领域也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具体表现是，新西伯利亚的“商品学派”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围攻和打击，但他们在重重困难中坚持并生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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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虽与各个部门中保守派的领导直接相关，但都是在苏斯洛夫这个意识形态大管家的监督下发生的。在苏联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事无巨细都要由中央过问、都要由主管者决定的情况下，这位“灰衣主教”对意识形态复旧倒退所承担的责任，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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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几大十分有名的官方理论，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主权有限论”等。虽没有资料证明苏斯洛夫是这些理论的首创者，但他作为那个时期的主要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主管，对这些理论的提炼和完善，是有不容置疑之功的。最突出的是，他曾对“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作了权威的论述，把这一理论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用它来安抚人心、掩盖社会矛盾，把国家与社会推向了规避现实的道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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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的思维方式是十足教条主义的；小心谨慎、面面俱到、讲究平衡、四平八稳，是它的突出特点。可以说，他一贯保持着与斯大林主义的一致性，保持着解释斯大林概念的准确性。作为不断听取苏斯洛夫指示意见的苏共中央写作班子成员，布尔拉茨基曾对这位“灰衣主教”的思维和教义作过详细描绘。他说，苏斯洛夫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意见“前后一致”，人们对此“有非常清晰的印象”：“譬如说，我们在文件中写到在其他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就指出，他认为也应谈谈武装起义；我们写到关于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就提出，他认为应该说和平也不是注定不可动摇的；我们强调民主的意义，他建议要谈论纪律；我们指出个人迷信的错误，他建议强调这种时期是没有的，因为党始终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指出，集体化时期并不是一切都尽善尽美，而他则建议，应该指出伟大变革的历史意义。总而言之，他维护面面俱到的观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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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讲究教条的准确性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布尔拉茨基接着谈到了苏斯洛夫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每次我们只要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写成“和”，他都非常认真地划去“和”字，加上连接符号“—”，即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认为，不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3］那么，为什么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加上“和”字，就是将它们二者对立起来了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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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此一例就可看出，这位“灰衣主教”从字面上释义教条、固守教条之一斑。他只管从字面上竭力维护“教条”，但它究竟距离现实生活到底有多远，这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所以，他竭力从理论上宣扬“发达社会主义”的“三个条件”，而不管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活实际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程度，反正苏联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看看，苏斯洛夫就是这样一个闭眼不看实际，只顾讲经说道、维护斯大林“教条”的“灰衣主教”和“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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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的个人生活倒一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洁身自好。他生活俭朴，也不为家人谋取好处。他不爱露面，不尚虚荣，不追求勋章，不出个人著作，不贪图财物。据说，每年他都把会计叫到办公室，把自己工资剩余的一部分作为党费上缴。这种品质和作风，在苏联当时腐败成风的环境中，也确实让人赞赏、钦敬。然而，这种洁身自好的品质若与勃勃向上、积极变革的思想体系相结合，就能有助于意识形态的净化和纯洁，但是这种品质却发生在体现僵化倒退的思想者身上，这就很难对其所生活的社会产生什么大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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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位“主教”和“理论家”的严厉监管之下，一直走过了34年；而他所继承的前任又是向以提出“日丹诺夫主义”而著名的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日丹诺夫，他们共同以斯大林主义为旗帜，监管着苏联意识形态几乎达半个世纪。这样的监管“业绩”究竟有什么效果，苏联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意识和党内状况，可以说就是一个绝好的回答。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简言之，社会政治经济停滞；党内腐败成风；青年人大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信仰；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则多有所谓“夜间人”现象，即白天上班只能说假话，骗骗领导，只有下班回到家中，在夜晚见到家人和亲朋好友时，才披露心迹，抒发对领导和社会政治的不满等。——这种状况，恰恰可以解释，何以在80年代后半期改革当中涌现出了汹涌澎湃的激进民主派思潮；而恰是这一思潮的泛滥及其代表人物的掌权，最后埋葬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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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去世于1982年，当时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造成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国家的难题日益增多，已积重难返，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产生的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显然已经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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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这个为其政治信念，为斯大林“教条”执著一生的人物，在理论上连一个连接符号“—”也不肯放弃的人，如果对苏联后来的悲哀结局地下有知，他会对自己的一生和孜孜努力有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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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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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费 · 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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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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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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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费 · 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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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费 · 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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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的资料说，决定出兵阿富汗的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四人，未提苏斯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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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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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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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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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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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苏）费 · 布尔拉茨基，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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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苏）费 · 布尔拉茨基，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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