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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埃交恶后，苏联从中东的整个战略利益考虑，不愿再失去叙利亚。在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被埃及赶出后，苏联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到了叙利亚。在斋月战争期间，苏联与叙利亚之间架起了空中桥梁，及时运送了叙利亚急需的武器弹药，而且在战后还向叙利亚空运了大量武器装备，使叙利亚的军事力量超过了战前。1971—1978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先后7次访问苏联。1980年10月，苏联与叙利亚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了两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但叙利亚于1974年与美国复交，并加强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这说明苏叙之间的关系并不牢靠，更非铁板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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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埃关系开始冷淡之时，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迅速发展。1972年，苏联与伊拉克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伊拉克政府吸收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内阁。苏联还积极鼓励伊拉克把西方的石油公司国有化。但执政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一个具有强烈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的政党，要求苏联尊重伊拉克的主权和民族尊严。斋月战争之后，中东局势的格局发生变化，加上随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大大增强了伊拉克作为石油国家而奉行独立路线的实力与信念。伊拉克开始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谋求西方在经济建设和武器供应上的帮助，作出“武器来源多样化”的决定，以便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尤其是在阿拉伯问题上，苏伊双方发生了分歧，两国矛盾逐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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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伊朗发生了反对亲美的国王的浪潮，苏联予以支持，宣称：对苏联邻国伊朗事务的任何军事干涉，都将被视为对苏联安全利益的威胁。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苏联称赞这是“反帝的革命”，是“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然而，新上台的霍梅尼政权却采取反苏立场。尽管如此，伊朗对于苏联来说其重要性却大于伊拉克，这是由其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和人口所决定的，而且伊朗是苏联的邻国。苏联宣称，伊拉克是苏联在中东的一个“盟友”，负有条约义务，因此，当1980年爆发两伊战争后，苏联不愿公开得罪其中的任何一方，表示严守中立，希望双方和谈。实际上，苏联并没有积极而有力地去进行调解，而是暗中向双方输送武器，来维持某种平衡，力图操纵局势，从中渔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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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占领了黎巴嫩1/3的国土，全力围剿黎巴嫩境内的巴基斯坦游击队。苏联在这次黎巴嫩危机中虽然发表声明支持阿拉伯人，但未采取什么具体行动。9月，勃列日涅夫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六原则，中心内容是要求召开有苏、美和阿、以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参加的国际会议，在苏、美的支持下，讨论中东和平问题。苏联的目的，在于打破美国企图独揽中东和谈的局面。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完全打乱了美国的计划，苏联在黎巴嫩内战后影响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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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虽然是北约的成员国，但由于其地与苏联南部边陲接壤，苏联力图使其实行中立、采取对苏友好政策。1972年4月，苏联与土耳其签署了睦邻友好关系宣言，宣称要按照和平、友好与睦邻的原则来发展双边关系。1978年，双方又签订了关于睦邻与友好合作关系原则的政治文件。此外，还签署了关于划分黑海大陆架和扩大经济、科技合作计划的协议。苏联从技术上帮助土耳其建立工业企业和钢铁公司。两国贸易额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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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亚洲地区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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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苏联扩张的重点是阿富汗、印度和越南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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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是苏联南部邻国，与苏联有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长期以来，阿富汗是苏联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也是通往中东石油产区和南下印度洋的一条走廊。苏联对阿富汗局势一直非常关心。1973年，阿富汗国王的堂兄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了国王的统治。1975年12月，苏联与阿富汗签订了苏阿互不侵犯条约。由于达乌德奉行中立政策，阿苏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好变坏的过程。1978年，塔拉基和阿明等领导的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德的统治，塔拉基就任总统，阿明任总理。新政府要实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在国内大失人心。在外交上，新政权实行亲苏政策。1978年11月，阿富汗与苏联签订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不久，人民民主党内部发生分裂，先是塔拉基和阿明为首的“人民派”镇压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卡尔迈勒本人被派到国外当大使，他的许多追随者或被逮捕，或被消灭。由于国内发生政治危机，反对派，主要是部落穆斯林武装力量逐渐控制了一半多的省份，政府军情绪波动，塔拉基要求苏联出兵援助。苏联领导层当时考虑到出兵的严重后果与代价，拒绝了他的要求。接着塔拉基与阿明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在一次兵变后，塔拉基被投入监狱，后宣布重病暴亡。阿明夺取领导权后，疯狂镇压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引起苏联的抗议，阿明要求苏联大使回国。又有情报表明，阿明在外交上正在向美国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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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夏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内成立“阿富汗问题委员会”，讨论阿富汗局势和苏联对策。1979年12月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五人，经讨论后决定向阿富汗出兵，［4］捍卫苏联在该国的利益，保卫苏南部边界的安全，防止泛伊斯兰民族主义影响到苏联中亚广大地区的穆斯林，同时占领通往印度洋温暖港口的要道，逼近波斯湾的石油产区，威慑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形成对西方和中国不利的战略态势。从12月25日始，大批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实施“风暴行动”。12月27日，苏联空降兵和摩托化部队开进了喀布尔。当天夜里，苏军袭击了阿明的总统府、阿内务部、武装力量总参谋部、邮政总局、电讯总局等，并杀死阿明，控制了喀布尔。从苏联回国的卡尔迈勒，被宣布为人民民主党的总书记和阿富汗总统。接着，共约5万苏联军队，兵分两路，分别从土库曼和塔吉克侵入阿富汗。苏军很快控制了阿富汗各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阿富汗实际处于苏军的军事占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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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对阿富汗的入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也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强烈抵抗。他们开展了游击战。其中，以穆斯林为主的阿富汗抵抗力量，到1982年已发展到近10万人。苏联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这场战争长达10年，苏联耗资数百亿美元，死伤官兵5万多人，仍无法使阿富汗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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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印度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需要的战略安全关系。苏联希望通过印度来牵制中国，并且在第三世界获得一个有影响力的朋友；而印度希望通过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来抵消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起先企图脚踏两只船，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维持某种平衡。1966年，柯西金在塔什干成功地协调了印巴冲突，通过了以和平手段来解决两国关系的《塔什干宣言》。但1971年由于孟加拉危机的发生，苏联作出了支持印度的选择，以抗衡美国、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于是，苏巴关系恶化。苏驻巴大使馆遭到巴群众的袭击，迫使苏联不得不把使馆的妇女、孩子和专家撤走。［5］从1965年以来，苏联就是印度最重要的武器供应者。1967—1977年，苏联向印度转让的武器价值占各国向印度转让武器的81.2%。在国际舞台上，苏联在涉及印度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问题上支持印度，如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印度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对苏军入侵阿富汗没有公开表示支持，并在很多涉及苏联利益的问题上弃权或反对苏联的立场，如核不扩散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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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战争中，苏联支持和援助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支持的南越政权。美国撤军后，苏联企图通过与越南结成战略同盟来达到其控制该地区的目标。苏联支持越南吞并老挝和柬埔寨，还支持越南反华排华，企图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包围，从南面夹击中国。1978年11月，苏联与越南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苏联给了越南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把越南拉入经互会，而苏联从越南得到了岘港、金兰湾等军事基地，不断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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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非洲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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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非洲地区的战略目标是战略争夺，包括政治影响，经济利益，军事基地。但是，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在该地区的地位还是很脆弱的、不稳固的。在70年代上半期，苏联在安哥拉找到了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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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原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苏联首先打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支持安哥拉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接着，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各派之间发生了内战，苏联支持其中信奉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派，即“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运”），反对美国等国家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指责他们是“分裂主义势力”。安哥拉一时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在1965—1974年的10年里，苏联向整个南部非洲输出武器的价值达300万美元，1975年上升到600万美元，1976年猛增到2.36亿美元。苏联还建议“人运”向古巴求援。在安哥拉内战中，苏联至少向“人运”提供了3亿美元的援助和200名顾问，并帮助古巴把17000名武装军人送到安哥拉，直接帮助“人运”推进“革命进程”。［6］1975年秋季，“人运”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权。在“人运”宣布安哥拉独立后，苏联继续向“人运”空运大批武器，以防止南非从南面对它构成威胁。苏联认为，南非的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同时，苏联还对扎伊尔、赞比亚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它们干预安哥拉冲突。在苏联和古巴的帮助下，安哥拉内战以“人运”的胜利而告结束。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立即予以承认。1976年10月，苏联与安哥拉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联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第一次签订这种性质的条约。此后，苏联给了安哥拉大量的经援，帮助安哥拉培养学生，开通莫斯科—罗安达航线，加强两国关系。不久，安哥拉领导人内图试图推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偏离了苏联的轨道。在苏联默许下，安哥拉内部亲苏派发动推翻内阁的政变，但遭到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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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选择安哥拉，有助于把从刚果到莫桑比克等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家连成一线，有利于苏联在争夺南部非洲的斗争中获得有利的战略地位。1975年6月，当莫桑比克独立时，苏联立即承认它。1977年3月，苏联与莫桑比克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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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还打起支持黑人多数统治的旗号。苏联向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的“津巴布韦的人民联盟”，以及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等解放运动组织提供援助。1977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非洲地区民族和宗教因素远远大于阶级和意识形态因素，苏联打着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旗号，受到多数非洲国家的赞赏，因而苏联在非洲的争夺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苏联与11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3个非洲国家（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苏共与4个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安哥拉、贝宁、刚果、莫桑比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至70年代末，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军队共计6万余人分布在非洲17个国家，非洲7个沿海国家被苏联控制和使用的港口、机场、导弹基地、军事通讯站等设施多达20余处。苏联在非洲的影响大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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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拉丁美洲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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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中东、亚洲等地区来说，拉丁美洲是苏联相对不重视的地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行动比较谨慎，对拉美国家的军事援助很少，以避免与美国直接军事对峙。然而，这绝不是说苏联在该地区就甘心无所作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拉美的战略目标是：对拉美进行扩张和渗透，以削弱美国的影响，牵制和扰乱美国，使其无暇他顾；同时为苏联的发展攫取拉美地区宝贵的矿物和原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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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拉美地区选择了几个基地。中美洲以古巴为中心；在南美洲则比较重视秘鲁和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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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主义在西半球的前哨和橱窗，苏联在政治外交上需要古巴。而古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均需要苏联的支持、帮助和保护。在政治上，古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出兵阿富汗。古巴还企图使不结盟运动走上亲苏道路。在军事上，苏古在非洲进行了合作（如1975年在安哥拉，1978年在埃塞俄比亚及也门），苏联向古巴提供了军事设备、训练和人员。在经济上，苏联满足古巴在燃料、原料、设备、备件和粮食等方面的迫切需要，并帮助古巴建立和发展能源、镍、石油，以及冶金、金属制造工业和农业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古巴1972年加入了经互会。经互会成为古巴的糖和镍的主要销售市场。其中，古巴同苏联的贸易占它同经互会贸易的80%，苏进口的糖约占古巴向经互会出口的85%。苏进口古巴镍产量的75%，其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苏联向古巴提供其所需石油的95%，其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苏联对古巴经济的援助1976年达12亿美元，1979年超过30亿美元。1972年以后的10年，苏古贸易额达340亿卢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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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苏古之间没有矛盾。例如，苏联不赞成古巴在60年代向拉美“输出革命”的努力和方式（游击战）；在对待非洲问题的态度上，尤其是在对待厄立特里亚和对待安哥拉国内政治的政策方面，苏古也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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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出现军人政权。苏联对拉美军人政权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中，以对秘鲁的态度最为典型。苏联对1968年秘鲁发生的军人夺权，最初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被推翻的秘鲁立宪政府表示同情，指责发动政变的将军们“在国内建立残暴的军事独裁统治”。但是，秘鲁军人政权将美国所有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1969年撵走了美国军事代表团。秘鲁还改善了与苏联、东欧、古巴的关系，对美洲国家组织采取独立的姿态，它的代表经常猛烈批评美国。在内政方面，秘鲁扩大国有经济成分，限制外国投资和外国公司，工人参加管理工业，建立农业合作社，实行土地改革，征收私人土地（包括外国人的大农场）以及注重工业化等政策。这就使苏联转而全力支持秘鲁。此外，苏联对玻利维亚、巴西、巴拿马等国的“进步的”军人政权，也持支持态度。苏联认为，1970年智利阿连德的人民联盟政权上台执政，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作为对拉丁美洲帝国主义体系的一种革命打击来说，其重要意义仅次于古巴革命的胜利”。［8］阿连德政权把美国公司收归国有，并且与古巴恢复关系。苏联赞扬智利并增加对其经济援助。苏联与智利军事代表团反复互访，苏联还为智利购买军事装备提供贷款。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总统本人也殉难。苏联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反对新军人政权的斗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曾公开谴责智利军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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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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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给苏联并没有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反而带来了严重损害。正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外扩张，埋下了苏联衰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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