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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380 1970年4月，萨哈罗夫写信给勃列日涅夫，提出15条建议，以期推进苏联社会的民主化。西方报刊很快转载了这封信，并称之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改革宪章”。以后，这封信就被称为“萨哈罗夫宪章”。这封信在内容上虽然没有超出《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的范围，由于它是以民主改革政纲的形式，向苏共中央总书记直接提出，因而在世界及苏联国内所产生的影响就更为强烈。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学校和科学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为此找萨哈罗夫谈话，说：“苏联非常需要民主化，但是必须先提高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先得让人民吃饱！”实际上，他们是代表勃列日涅夫对萨哈罗夫的回答。接着，萨哈罗夫又联合另几名物理学家，一起成立“人权委员会”。苏共中央曾经考虑剥夺萨哈罗夫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不过，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向苏共中央表示：不能轻易地剥夺萨哈罗夫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因为根据苏联科学院章程，授予或剥夺院士称号需经科学院院士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经2/3多数通过。凯尔迪什说：我不能保证能做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萨哈罗夫编了个“苦行僧”的代号，予以严密监视。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院士反社会活动》的通报，向全党的政工干部传达，以期尽可能地消除萨哈罗夫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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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382 1975年，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1976年，萨哈罗夫因为掴了一名后备役少校的耳光，被冠以“流氓罪”拘留。虽然不久即获释，但是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列为“头号人民公敌”。1980年1月22日，萨哈罗夫在上班的路上被逮捕。法庭向萨哈罗夫宣读了将其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一个不能同外国记者接触的城市的命令。萨哈罗夫受到高尔基市警察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安人员的日夜监视，实际上是被“行政流放”。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后的1986年12月1日，才结束对萨哈罗夫的“准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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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384 亚历山大 · 伊萨耶维奇 · 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炮兵。由于作战有功，很快升为连长，授大尉军衔，并获得两枚奖章。1945年2月，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议论到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问题。信被内务部的特工拆看。1945年6月7日，本是卫国战争英雄的索尔仁尼琴由此而被判处8年徒刑。在往后的8年里，索尔仁尼琴蹲过各类劳改营，终于熬到1953年6月刑满。因为他曾在思想上产生过对斯大林的疑问，又被永远流放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杰列克村。1955年，索尔仁尼琴患了恶性肿瘤，在塔什干的肿瘤防治所居然奇迹般地被治愈。苏共二十大以后，1957年初，索尔仁尼琴才得到苏联司法当局“无犯罪事实”的结论，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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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386 在劳改营里，索尔仁尼琴就开始记录自己在劳改营里的生活和感受。恢复自由以后，索尔仁尼琴更加勤奋地写作。1959年，索尔仁尼琴完成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第一圈》和《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接着，他又通过各种关系，收集资料，着手创作《古拉格群岛》、《癌病房》、《马特廖娜小院》等反映劳改营生活和劳改营里的人的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索尔仁尼琴写这些小说的初衷，可以说完全是出于人的理性的驱动。他只是想把自己在劳改营里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既为千百万蒙冤受难的人铸一座纪念碑，也向社会昭示那不为所知的、真正的人间地狱里的人是怎样的人。他的创作思想是建立在对人性、劳改营、斯大林模式三者统一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他没有想使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甚至准备活着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自己写的书。不过，苏联社会客观变化的大潮，把他推上了现实生活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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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388 1962年第11期《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代序中说：这部小说的发表，“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8］小说的发表，在苏联社会引起了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第11期《新世界》杂志。小说被世界上多家出版社购买翻译权，很快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这样，索尔仁尼琴就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劳改营幸存者，一跃而成为全苏乃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不寻常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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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390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愤怒。1966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关于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争论了多少次，谈了多少次，而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注）却支持所有这些劳改营文学。当然，肃清中央十月全会前10年间发生的所有错误需要时间，这也是对的。但是，我认为，说现在该是做些什么，该是对于具体工作部门追究责任的时候了。”［9］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成了全苏批判索尔仁尼琴的动员令。不消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能在苏联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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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392 1968年5月，苏黎世出版了《癌病房》的俄文版。接着，巴黎出版了《第一圈》的俄文版。这些小说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更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苏联文学界对索尔仁尼琴开展更猛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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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394 197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通过授予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决定。颁奖词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对于贯穿于许多伟大前驱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颁奖词中的这段话，实际上正是索尔仁尼琴思想的核心。很多作家自发地认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是公正的，并为索尔仁尼琴获得这一荣誉而高兴。但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则千方百计阻挠和刁难索尔仁尼琴前往瑞典出席授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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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396 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第1卷在巴黎出版。接着，第二、第三卷也连着出版。这部小说的出版及影响，更加震撼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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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398 1974年1月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进行了专门讨论，最后接受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以行政方式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10］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押上飞机，送往国外。2月14日，苏联各大报都刊登关于索尔仁尼琴“因一贯进行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符的、有害于苏联的行动”，而被驱逐出苏联的消息。1974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学院为索尔仁尼琴单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后来，索尔仁尼琴移居美国，闭门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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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00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剧变以后，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在莫斯科定居，直至200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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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02 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认为“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思想观念问题，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颠覆活动”，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准间谍”。因此，“持不同政见者”被勃列日涅夫认定为“刑事罪犯”。勃列日涅夫说：“在我国并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我们把一切从实际出发善意地提出批评的人看做是有诚意的批评者，我们感谢他们。我们把那些批评错了的人看做是犯了错误的人民的一员。但是对于一小撮背离了我们的社会，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进行反苏活动，违背了法律，因而在国内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寻求国外的支持，乞援于帝国主义的颠覆中心——煽动和情报中心。我国人民要求把这样的活动家——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来称呼他们的话——当做反社会主义分子，当做反对自己祖国的敌人，当做帝国主义的帮凶，即使他们不是真正的特务。很自然，我们已经并且还要继续依法采取一切手段和他们作斗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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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04 为了加大对“持不同政见者”镇压的力度，1967年初，在原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的基础上，增补第9章关于反社会秩序罪，专门针对进行“思想颠覆”的“国事罪罪犯”。这类“罪犯”，或被关进特种劳改营，或被送进“精神病院”，或被“褫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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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06 经过严厉镇压，到1982年前后，“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已经没有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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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08 “持不同政见者”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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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10 “持不同政见者”出现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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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12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斯大林模式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于任何偏离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或意见，对外实行严格封锁，对内实行无情剿灭。这种以行政高压手段来维持全苏联意识形态绝对一致的政策，是无法永远面对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存在的苏联客观社会现实的，何况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违背科学，偏离人的道德良知的。斯大林晚年已经难以维持这种局面了。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从文学领域开始涌起的“解冻”思潮，是苏联当局无法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可以压制的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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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1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勃兴，不仅促使大众传媒手段越来越高科技化，连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包括苏联在内，也发生变化。1956年，约有56万名苏联公民出国“参观”。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又有大约150万名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科学和文化活动家出国，他们有机会“眼见为实”地观察到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并与苏联当局的宣传和实际相比较。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50万名国外的游客光顾苏联，这些观光客自然也把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理念带进苏联。这种交流本身就是时代发展的力量。1962年12月，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在全苏思想工作会议上说：“一种非核的、非弹道的，但却是洲际的武器，已经被发明出来，这就是美国人的旅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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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16 勃列日涅夫当政后，世界性的通讯技术器材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达，使得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要想和以往一样把苏联社会作为全封闭状态的铁桶，已经不可能了。勃列日涅夫当政前期，据西方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1/4的成年人经常收听西方广播。这个估计可能有些夸大，但是如果把收听者的再传播也估计在内，收听西方广播应是相当普遍的了。1968年11月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说：“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是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比我们及时，节目编排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此外，朋友之间总是津津有味地叙述刚刚收听到的最新消息。”［13］这份报告不无担忧地说：学生宿舍里都有收音机。大学生交谈时常常会有这样的话，“现在《美国之音》在广播”，晶体管收音机的普及通过广播很容易收听到敌对势力的信息，因为大多数学生甚至在约会时都随身携带“斯皮多拉”或者“子午线收音机”。［14］苏联社会和西方世界在思想观念上交流的渠道越来越通达，是“持不同政见者”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凸显的时代大背景。对于这种时代大背景的变化，连安德罗波夫也无奈地说：“边界在军事意义上是不可侵犯的，而在所有其他方面由于接触的扩大和信息的流动，边界正在变成透明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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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18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等以宫廷密谋的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并且批判赫鲁晓夫的种种“反列宁主义的严重错误”。这种政权更迭的方式以及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做法，包括苏联官场黑幕和种种丑闻的透露，使苏联人民感到无所适从，加剧了已经出现的信仰危机。苏共和苏联政府竭力灌输并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受到质疑。1968年11月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说：“对大学生来说，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与党格格不入却是共同的。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他们容忍这种党的存在，然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却完全不同。”［16］大学生们把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党政官员称为“苏联资产阶级”。同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说：“大学生处处都能接触到‘苏联资产阶级’——从挂着白色纱幔、从身旁疾驰而过去看足球赛的小汽车，到大学生为参加同学的婚礼而来到礼品商店，可以听到女售货员骄傲地宣布说，‘西尼查的女儿今天结婚，他把所有商店里的鲜花全买了。’‘州委’这个词在大学生头脑中跟能买到紧俏商品等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事实只会使大学生对党的看法更加固定。他们说保卫州委和第一书记的家是很荒唐的——‘谁需要他们啊？’他们总是以不友好的态度去听党的高级干部的工资和生活方式。所有这些事实逐渐使大学生有准备地理解西方关于‘党蜕化变质’的宣传提纲。”［17］这种现实状况，进而加剧信仰危机。也是这份报告说：“学生们对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不感兴趣。反对强制的心理效应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没有人去翻阅。大家都在读介绍原著的文章，都不读原著。有个大学生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号召读《资本论》，引起我的许多朋友的讥笑：这是专家的事，而且我们也读不懂这个《塔木德》。”［18］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莫斯科和基辅一些高等学校共青团积极分子询问的资料显示：在调查过程中，被征询过意见的一些文科院校的大学生公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已经过时，而材料的内容落后于思想斗争不断变化的形式和方法。”［19］苏联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对苏共中央所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划一，实际上已不屑一顾，表明苏共用强制灌输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堤坝开始倒塌了，这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出现的社会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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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20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顺应苏共党内一股顽固、僵化势力的要求，力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重树斯大林的偶像，全面向斯大林时代回归。这种回潮、倒退的趋势，是促使“持不同政见者”凸现的催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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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22 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从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掀开斯大林模式黑幕的一角。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苏共党内依靠斯大林模式而生存、发育的僵化势力，迫不及待地想把刚刚掀开的黑幕的一角重新捂紧，以维护斯大林模式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这种做法，使刚刚呼吸到由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透露进来的一丝新鲜空气的人，格外担心因此而被重新窒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局势的出现，激活了“持不同政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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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24 196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苏共党内一部分人想借庆祝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之机，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这样，围绕斯大林问题，实际上是围绕苏联社会的走向问题，激起了一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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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26 1965年4月7日，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在编辑人员会议的讲话中，批评苏联的各种报刊和大众宣传媒体：“纠缠不休地谈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十大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九泉之下的斯大林。”［20］杰米契夫的话，就一般意义上说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作为苏共中央书记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问题在于1965年的时候，斯大林的错误才露出冰山的一角，根本就不存在“纠缠不休地谈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九泉之下的斯大林”的问题。十分明显，杰米契夫的讲话是一种重树斯大林权威，向斯大林时代回归的舆论准备。所以，杰米契夫的话音一落，听讲的人就高喊“对！对！”［21］杰米契夫和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在随后的一系列指示性讲话中提到：“赫鲁晓夫错误地、片面地否定斯大林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已经到了‘纠正’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主观主义的时候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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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6428 1965年4月13日，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共产党人》杂志主编斯捷潘诺夫在杂志社党员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斯大林时说：“我们时常表现出片面性，而忽略了他（指斯大林——作者注）的功勋。”斯捷潘诺夫接着说：《共产党人》杂志曾经确定过如何评价斯大林的正确方针。于是，他援引1959年发表的《约 · 维 · 斯大林——纪念斯大林诞生80周年》一文的开头部分念道：“约 · 维 · 斯大林从青年时代起就将自己的生命与争取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约 · 维 · 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织家，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的战士。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执行了党的崇高托付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达30多年。他对党、苏维埃祖国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斯捷潘诺夫念完这一大段话之后，有人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斯捷潘诺夫不无得意地回答：“是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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