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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简要报告（1976年12月12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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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彼 · 尼 · 杰米契夫和瓦 · 伊 · 斯纳斯金在编辑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阿姆斯特丹亚历山大 · 赫尔岑基金会1972年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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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彼 · 尼 · 杰米契夫和瓦 · 伊 · 斯纳斯金在编辑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阿姆斯特丹亚历山大 · 赫尔岑基金会1972年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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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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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见《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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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61．勃列日涅夫是如何扼杀“布拉格之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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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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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中止了苏联的改革，也不许东欧各国进行改革。对不听命令，坚持改革的东欧国家，在百般恐吓、威胁仍然无效之后，勃列日涅夫居然打出“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的旗号，纠集另外几个卫星国，对之实行武装占领，将“兄弟党”的领导人绑架到莫斯科，迫其签订城下之盟，停止改革。勃列日涅夫的做法，确实是赤裸裸的社会帝国主义行径。典型事例就是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捷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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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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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开始，捷克的手工业、采矿业和金属冶炼业就非常发达，首都布拉格是东欧的经济中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捷克，是欧洲经济先进、自由议会制度运行比较规范的国家之一。1948年，在“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苏联策动“二月事件”，把捷克拖进《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以下简称经互会），实行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自此，捷克的经济每况愈下，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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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捷共中央开始谨慎地酝酿经济体制改革。1964年10月，捷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以下简称《原则草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则草案》的基本内容是：国家除保留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外，逐步把国家机器的有关部分转变为企业和超企业组合的行政机构，同政治性的国家机构分开；免除党机关活动中指挥经济的工作，把党的职能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工作；让企业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率的经济活动独立实体；提高专业干部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解决工会、工人、企业行政干部在工厂和企业管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问题，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通过奖金（利润提成）直接感觉到管理不善的恶果，为此，必须让他们对管理拥有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机构）。从这些基本内容来看，《原则草案》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仅仅是想逐步使政、企分离，党、政各司其职，使企业从原来的完全面对国家计划，半转地或者说是“一只眼睛盯着国家计划，另一只眼睛瞄向市场”。捷共中央还宣布：《原则草案》是供讨论的，并不马上实行。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墨守成规，迟迟不肯启动改革，继续全面加强计划经济。1967年，全国经济形势更加恶化。这种局面，不仅使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更趋表面化，而且汇集成对诺沃提尼当政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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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4日，诺沃提尼被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3月22日，诺沃提尼又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斯沃博达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接下来的重大人事调整是：切尔尼克出任政府总理；备受迫害的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捷共高层领导经过这番调整，改革才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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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通称《行动纲领》。《行动纲领》的内容分为5个部分：捷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领导作用；发扬社会民主，建设新的政治管理体制；国民经济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行动纲领》的基本精神，正如该文件最后所说的，是：“坚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比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置疑的民族传统，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起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命运负有的使命。”“我们要创造一种条件，使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和各族人民事业的真正的公民都能感觉到，他们是自己国家命运的主宰者，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行动纲领应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复兴的纲领。”［1］《行动纲领》还具体地规定了恢复新闻自由、企业独立进行经营活动、私营企业合法地位等一些措施。《行动纲领》的公布，标志着捷克社会跨进被称做“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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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布拉格的群众举行节日游行，充分表明了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游行不再是按单位组织起来、高喊捷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排着队列齐步走的“导演游行”。人们自己汇集起来，举着能表达他们自己意见、思想的标语。标语的内容有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也有批评，就连颜色也不再是单一的红色。这样的节日游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从未有过的。观看节日游行的杜布切克说：“人群自然流露的同情、支持之情，征服了我。”在游行的人群中，还显眼地出现了两个非官方组织：“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231俱乐部”的基本成员是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一些老干部和社会名流，主张尊重宪法，要求“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1条，对那些专搞迫害的人处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予以惩处”。它是1968年3月31日，经捷克内务部批准成立的。“非党人士俱乐部”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主张自由化，被捷克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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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上下都期待着改革能使国家繁荣起来，能给人民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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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横暴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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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一直紧盯着以复兴社会主义为号召，以摆脱斯大林模式、建设捷克式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进程，对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尤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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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 · 斯捷潘诺维奇 · 杜布切克生于1921年。其父是斯洛伐克族，曾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2年移居美国，1921年返回斯洛伐克。1925年，杜布切克的父亲变卖了全部家产，随同捷克工人自发成立的“国际援助合作社”，来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定居，援助苏联的经济恢复工作。杜布切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苏联度过的，在苏联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杜布切克的父母加入了苏联国籍，参加高尔基汽车厂的建设，因不堪忍受大清洗的恐怖，于1938年11月回到捷克。1939年，杜布切克加入捷共，参加了1944年8月的斯洛伐克民族反法西斯占领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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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重新建国后，杜布切克先后担任过工厂党委书记、地方县委书记、州委第一书记等职务。1955年，他被选送进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8年毕业，并且拿到表示学习优秀的红色毕业证书。1958年9月，杜布切克被任命为捷共西斯洛伐克州委第一书记，当选捷共中央委员。1963年4月，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8年1月，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杜布切克是一位久经各种革命环境考验和工作锻炼、由苏联培养起来的干部。因此，杜布切克上台，是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的。杜布切克上台后，举行中央全会，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同意就重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共和国国民议会、共和国政府等全套领导班子，撤换了军队、保安部队、司法、监察等国家要害部门的领导人，特别是4月5日通过了实施复兴社会主义改革的《行动纲领》。以此为分界，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杜布切克和捷共中央，由支持、观察、斥责，转为施加压力，直至必欲去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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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切克上台之后，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和大使馆，随时将捷共中央和杜布切克的举动，以及捷克社会各方面的动态，详细报告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多次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捷克的局势和苏联的对策、措施。1968年3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对杜布切克的期望不要太大，他可能飞走，因为他控制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提出：应当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指出他们那里发生了报纸、广播、电视等的猖狂叫嚣，指出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捷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波诺马廖夫特别强调：“形势的确很严重。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和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形势非常相似。当年的匈牙利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2］这时，勃列日涅夫离开会议室，给杜布切克打电话，说明要给捷共中央写信，“希望”他们采取有效措施，以控制已经出现的严重局势。由于杜布切克坚决反对，这封信没有写。4月9、10日两天，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根据苏联所收集到的“实际材料”，评论了捷克的局势，表示：当苏联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决不能漠然置之。会后，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还动员东欧其他几个国家，共同对捷克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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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3日晚上，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被“邀请”到莫斯科去“谈一谈”，实际上是被召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训诫。5月4日，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勃列日涅夫气势汹汹地对捷共提出一大堆责难：允许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宣传舆论阵地失控；党不能控制局势；允许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军队不听指挥，等等。勃列日涅夫还念了很多“材料”：一些县的报纸发表了什么样的文章；哪些地方开了哪些会；哪些人在会上讲了哪些话，等等。杜布切克解释：党不仅没有失去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赢得各社会集团和各民族更多的支持；至于说到大众媒体，政府已不对报纸的内容负责；报纸上大多支持党的政策，有些批评也是多样性和自由度的表现；经济改革是保障广泛的非集中化和经营者的主动性，激励对更好的效率给予更高的报酬；允许小企业合法化是为了改善市场状况和方便人们生活，不会导致在小企业中形成敌对的、反国家的基础。听到这里，勃列日涅夫顶着说：“小手工业者？这我们将会认得！你们的拔佳先生在未盖工厂之前，也是个小鞋匠！”［3］勃列日涅夫还责问捷共中央：“要复兴什么？究竟要把捷克引向何方？”捷克要求苏方提供4亿至5亿卢布贷款，被苏联拒绝。会谈持续了9个小时，不欢而散。发表的会谈公报只是冷冷地说：会谈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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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苏共中央背着捷共，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卡达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哥穆尔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召集到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协商集体制裁捷共问题。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力主对捷克采取“及时的警察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还没有扩散之前就予以切除”。日夫科夫也赞成这样做，说：保加利亚可以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可是，卡达尔不赞成由经互会出面对捷克实行经济制裁，更不赞成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卡达尔的态度，使勃列日涅夫只好声明：这次会晤仅仅是交换意见，目的是寻找帮助捷克渡过危机的更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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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军事行动做准备，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力量于6月18日在捷克举行军事演习。16000名装备精良的苏军开进捷克。演习结束以后，苏军又赖着不走。后经捷共中央一再交涉，苏军只是撤至捷、苏边境。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军事入侵中也就驾轻就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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