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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布拉格的群众举行节日游行，充分表明了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游行不再是按单位组织起来、高喊捷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排着队列齐步走的“导演游行”。人们自己汇集起来，举着能表达他们自己意见、思想的标语。标语的内容有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也有批评，就连颜色也不再是单一的红色。这样的节日游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从未有过的。观看节日游行的杜布切克说：“人群自然流露的同情、支持之情，征服了我。”在游行的人群中，还显眼地出现了两个非官方组织：“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231俱乐部”的基本成员是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一些老干部和社会名流，主张尊重宪法，要求“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1条，对那些专搞迫害的人处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予以惩处”。它是1968年3月31日，经捷克内务部批准成立的。“非党人士俱乐部”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主张自由化，被捷克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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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上下都期待着改革能使国家繁荣起来，能给人民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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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横暴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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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一直紧盯着以复兴社会主义为号召，以摆脱斯大林模式、建设捷克式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进程，对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尤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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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 · 斯捷潘诺维奇 · 杜布切克生于1921年。其父是斯洛伐克族，曾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2年移居美国，1921年返回斯洛伐克。1925年，杜布切克的父亲变卖了全部家产，随同捷克工人自发成立的“国际援助合作社”，来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定居，援助苏联的经济恢复工作。杜布切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苏联度过的，在苏联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杜布切克的父母加入了苏联国籍，参加高尔基汽车厂的建设，因不堪忍受大清洗的恐怖，于1938年11月回到捷克。1939年，杜布切克加入捷共，参加了1944年8月的斯洛伐克民族反法西斯占领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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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重新建国后，杜布切克先后担任过工厂党委书记、地方县委书记、州委第一书记等职务。1955年，他被选送进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8年毕业，并且拿到表示学习优秀的红色毕业证书。1958年9月，杜布切克被任命为捷共西斯洛伐克州委第一书记，当选捷共中央委员。1963年4月，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8年1月，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杜布切克是一位久经各种革命环境考验和工作锻炼、由苏联培养起来的干部。因此，杜布切克上台，是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的。杜布切克上台后，举行中央全会，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同意就重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共和国国民议会、共和国政府等全套领导班子，撤换了军队、保安部队、司法、监察等国家要害部门的领导人，特别是4月5日通过了实施复兴社会主义改革的《行动纲领》。以此为分界，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杜布切克和捷共中央，由支持、观察、斥责，转为施加压力，直至必欲去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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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切克上台之后，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和大使馆，随时将捷共中央和杜布切克的举动，以及捷克社会各方面的动态，详细报告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多次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捷克的局势和苏联的对策、措施。1968年3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对杜布切克的期望不要太大，他可能飞走，因为他控制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提出：应当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指出他们那里发生了报纸、广播、电视等的猖狂叫嚣，指出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捷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波诺马廖夫特别强调：“形势的确很严重。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和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形势非常相似。当年的匈牙利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2］这时，勃列日涅夫离开会议室，给杜布切克打电话，说明要给捷共中央写信，“希望”他们采取有效措施，以控制已经出现的严重局势。由于杜布切克坚决反对，这封信没有写。4月9、10日两天，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根据苏联所收集到的“实际材料”，评论了捷克的局势，表示：当苏联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决不能漠然置之。会后，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还动员东欧其他几个国家，共同对捷克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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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3日晚上，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被“邀请”到莫斯科去“谈一谈”，实际上是被召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训诫。5月4日，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勃列日涅夫气势汹汹地对捷共提出一大堆责难：允许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宣传舆论阵地失控；党不能控制局势；允许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军队不听指挥，等等。勃列日涅夫还念了很多“材料”：一些县的报纸发表了什么样的文章；哪些地方开了哪些会；哪些人在会上讲了哪些话，等等。杜布切克解释：党不仅没有失去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赢得各社会集团和各民族更多的支持；至于说到大众媒体，政府已不对报纸的内容负责；报纸上大多支持党的政策，有些批评也是多样性和自由度的表现；经济改革是保障广泛的非集中化和经营者的主动性，激励对更好的效率给予更高的报酬；允许小企业合法化是为了改善市场状况和方便人们生活，不会导致在小企业中形成敌对的、反国家的基础。听到这里，勃列日涅夫顶着说：“小手工业者？这我们将会认得！你们的拔佳先生在未盖工厂之前，也是个小鞋匠！”［3］勃列日涅夫还责问捷共中央：“要复兴什么？究竟要把捷克引向何方？”捷克要求苏方提供4亿至5亿卢布贷款，被苏联拒绝。会谈持续了9个小时，不欢而散。发表的会谈公报只是冷冷地说：会谈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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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苏共中央背着捷共，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卡达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哥穆尔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召集到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协商集体制裁捷共问题。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力主对捷克采取“及时的警察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还没有扩散之前就予以切除”。日夫科夫也赞成这样做，说：保加利亚可以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可是，卡达尔不赞成由经互会出面对捷克实行经济制裁，更不赞成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卡达尔的态度，使勃列日涅夫只好声明：这次会晤仅仅是交换意见，目的是寻找帮助捷克渡过危机的更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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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军事行动做准备，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力量于6月18日在捷克举行军事演习。16000名装备精良的苏军开进捷克。演习结束以后，苏军又赖着不走。后经捷共中央一再交涉，苏军只是撤至捷、苏边境。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军事入侵中也就驾轻就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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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遭遇苏联的阻挠和责难，杜布切克和新的捷共中央顶住压力，仍然按照《行动纲领》的规定和部署，推进改革。勃列日涅夫在愈来愈倾向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同时，仍然希望同杜布切克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几经磋商，双方约定于7月29日，在捷克紧邻苏联的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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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至8月1日，捷共中央代表团和苏共中央代表团在切尔纳举行会谈。捷共为这次会谈确定的方针是：捍卫党的《行动纲领》；防止同苏联决裂。具体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同盟（华沙条约）、主权和自由。应当说，捷共确定的会谈方针是正确的，但是贯彻这一方针也是极为艰难的，因为苏共的目标就是胁迫捷共停止改革。会谈中，苏方始终盛气凌人，说话都是责难和命令式的，会谈几度陷入僵局，几近破裂。捷共在守住既定方针底线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做了一个主权国家无法再退的让步。最后，捷共承诺：不许克里格尔（坚定的爱国者和改革者——作者注）担任捷克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不许齐萨日（清醒的思想家和改革者——作者注）担任捷共中央书记；不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恢复新闻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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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过后一星期，勃列日涅夫就不断地打电话，责问杜布切克“为什么不执行切尔纳的承诺”。杜布切克忍气吞声地解释：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要经过预定于8月底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以及9月举行的捷共第14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威胁说：这将迫使苏联采取“新的独立措施”。气得杜布切克在电话里要求勃列日涅夫解除他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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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占领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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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之所以没有对捷克作出实行军事制裁的最后决定，主要顾忌有二：一是美国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二是华沙条约内部的问题，因为卡达尔仍持反对意见。7月22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探询如果苏联对捷克采取极端措施，美国将作何反应。腊斯克表示：美国不想干涉捷克的事务。“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参与这些事件。因此我们特别惊讶，苏联想让我们也卷入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5］匈牙利的卡达尔最终也被勃列日涅夫“说服”，同意对捷克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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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勃列日涅夫就打消了所有顾虑，决心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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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制定对捷克实行军事制裁的具体工作，包括：通过决议，认为有必要派遣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撤换捷克的党、政领导；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名义，起草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军队的呼吁书，等等。这些文件，统统在7月26、27日两天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军事行动付诸实施的时间，待切尔纳会谈结束后，选择适当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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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将军事行动的时间选定为8月20日，是在8月10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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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一过，待命的苏军进入出击阵地，处于临战状态。8月16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抵达柏林，视察出击部队的临战状态。第二天，他们又赶到华沙，检查出击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同一天，即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还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对捷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进行策反工作。8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8月20日，出兵占领捷克。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最后批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军队的呼吁书》；指示做好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巴尔比雷克、什维斯特卡等“健康力量”的工作；草拟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宣言》。这个“宣言”说：“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右翼修正主义分子，向人民作了种种许诺，实际上却是一些政治上身败名裂的人……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我国政府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倡议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反动派挑起的残杀同胞的战争威胁，使我们必然要求助于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盟友答应我们的请求，在面临考验的困难时刻派兵支援我国。捷共中央主席团和革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给协助我国的盟友部队以大力协助。”［6］此外，这个“宣言”还历数杜布切克奉行的政策的种种“错误”；允诺新的“革命政府”将给予人民的种种“优惠”；论证捷克必须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的正确性。苏共中央政治局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这份“宣言”的文本，转交给捷共中央的“健康力量”比拉克和英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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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准备跟随苏联一起出兵的华沙条约各缔约国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他们作了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最后布置和说明。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等都表示，将毫无保留地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8月19日，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各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各自治共和国第一书记到莫斯科，向他们报告即将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指示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苏共中央政治局指定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大将担任入侵捷克的军队总指挥，出动的兵力是：苏军16个师，约17万人，其中10个师来自苏联本国，6个师是驻民主德国的苏军；波兰正规军3个师，约4万人；民主德国2个师，约15000人；匈牙利2个师，约15000人；保加利亚1个师，约5000人（不满员）。从军事上说，保加利亚军队是无足轻重的。勃列日涅夫是出于“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行动”的政治考虑，让保加利亚参加苏联的这一行动。这支保加利亚军队，先从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瓦尔纳空运到苏联的黑海港口敖德萨；再从敖德萨空运到民主德国与捷克相邻的厄尔士山脉一线出击阵地，然后行动。如此复杂的“远征”，是因为罗马尼亚坚决拒绝保加利亚军队过境，飞越其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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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份，军事入侵已迫在眉睫，而捷共中央反认为和苏共之间的激烈矛盾已有所缓和，忙于准备定于9月召开的第14次党代表大会，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军事入侵。8月20日下午2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按计划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第14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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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下午4时左右，布拉格鲁津机场指挥台接到两架苏联民用客机称“出现机械故障”，要求临时降落的信号。飞机安全着陆后，停靠在机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飞机上走下来几十名穿统一服装、手提统一箱子的壮汉。机场警卫人员以为是运动员，并未在意。午夜11时，原本安静地坐在机场候机大厅里的这些苏联人，突然从各自的行李箱里取出手提机关枪，按各人选定的位置，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的各要害部门。原来这批“乘客”是苏联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那两架声称“出现机械故障”，降落在鲁津机场的飞机，是活动雷达站。3分钟后，苏联巨型运输机装载着坦克和士兵，在活动雷达站的指挥下降落。坦克冲出机舱，迅速占领了整个机场。接着，每隔一分钟就有一架苏联运输机降落，坦克、装甲车、大炮、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各种军用物资，倾泻而出。苏联大使馆派来的“向导”也进入机场，带领刚着陆的苏军，扑向布拉格的捷共和捷克政府的各要害部门，以及伏尔塔瓦河上的各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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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午夜11时，已等待在出击阵地上的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华沙条约缔约国的武装部队，分为8路，潮水般地涌入捷克。入侵者没有遭遇抵抗，就像不久前来捷克举行军事演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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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举行到午夜11时半左右，主席团委员、政府总理切尔尼克被喊到隔壁听电话。听完电话，切尔尼克回到主席团会议室，向大家报告说：“国防部长楚尔打来电话，报告华沙条约5国（除罗马尼亚外）的部队已经越过国境，进入捷克，到早晨6时全国将被占领。他在办公室里已被两名苏联军官扣押，只准许给总理一人打电话。”主席团会议室在短暂的骚动之后，很快平静下来。面对这一激剧的局势变化，主席团首先要决定：该怎么办？这时，总统斯沃博达也赶来了。主席团首先决定：谁都不能辞职，一切合法成立的机构及其领导人都必须坚守岗位；决不能在武装干涉下成立新机构，搞新的任免；武装抵抗无论从军事上或者从政治上考虑，都是不可取的，也不现实，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保持平静”，对从境外开进来的军队“不要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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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不要进行抵抗”的决定，是现实的考虑。现实的情况是：捷克拥有4个坦克师、8个机械化步兵师、1个伞兵旅，约145000人；此外还有500架作战飞机、4万空军部队。这样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毫无战斗准备，加上指挥系统、通讯联络系统、情报系统，全被苏联控制。这样的军事状况，仓促之间上阵想与有备而来的苏军对抗，确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发生战斗，反而正中苏共中央下怀：苏军就可以像1956年10月入侵匈牙利那样，名正言顺地前来“镇压反革命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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