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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亚洲中西部、伊朗高原东缘的阿富汗是个内陆国家。它西邻伊朗，北面与苏联有2400公里左右的边界线，东、南紧贴巴基斯坦，领土面积65万平方公里。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1600余万，信奉伊斯兰教，90%是农、牧民，国民收入的80%靠农业。1978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折合155—160美元，［1］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几个国家之一。人口中第一大民族是普什图人（阿富汗族），其次为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哈萨克人。19世纪30年代，英国侵入阿富汗，挤走沙皇俄国已经伸进来的触须。阿富汗人民经过三次抗英斗争，终于在1919年恢复独立。1963年，国王查希尔通过修改宪法，规定王室成员不得参政，迫使国王的堂兄达乌德辞去首相的职务。对此，达乌德一直心怀不满，找到一直觊觎阿富汗的苏联为靠山，策划重新上台。1973年7月17日，达乌德乘查希尔国王在国外治病之机，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成立阿富汗共和国。达乌德自任国家主席兼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77年2月，达乌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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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德上台之初，积极奉行亲苏政策，深得苏联领导的赏识。苏联乘机积极向阿富汗渗透。1974年6月4—8日，达乌德正式访苏，双方会谈后确认：苏联和阿富汗之间充满信任和相互谅解精神的友好睦邻关系正在顺利发展。期间，苏联迅速向阿富汗派遣了2000多名经济技术专家，提供126500万美元贷款。特别是苏联大力扶持1965年1月1日成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作为苏共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该党纲领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而奋斗。党的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2］可是，由于苏联做得太露骨，以致好景不长。达乌德因不满苏联的过分干预和控制，从1975年开始，就清洗了一些亲苏势力，并向苏联以外的世界寻求援助。达乌德在外交上拒绝苏联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表示奉行不结盟政策。凡此种种，都招致苏联的忌恨。1977年4月中旬，达乌德访苏，勃列日涅夫亲自“规劝”他改变疏远苏联的政策，达乌德回答：“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勃列日涅夫又要求达乌德“驱逐在阿富汗的所有帝国主义专家”。达乌德回答：“一旦不再那样需要他们，将放走所有外国专家。”［3］在两国具体的经贸关系上，达乌德迫使苏联与之签订新的协定：自1977年始，阿富汗向苏联供应的天然气价格提高35%；1977年前已经提供的天然气，苏联按原价给予18%的补偿。［4］达乌德的离苏倾向，使勃列日涅夫准备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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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德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苏联对自己的不满和威胁。出于自身统治地位安全的需要，达乌德于1978年4月26日逮捕了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在内的7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罪名是：“违反了阿富汗宪法第46、47条的规定。”第二天，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阿明立即发动军事政变，指挥第4坦克旅攻入总统府，打死达乌德一家，以及身兼政府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要职的达乌德的弟弟等30余人。达乌德一家，几乎被满门抄斩！政变发动者经过10小时的战斗就大功告成，以后就称之为“阿富汗10小时的四月革命”。4月30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阿明任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当天，苏联就宣布承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四月革命”是打着苏共印记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策动和实施的。据此，某些西方媒体和我国的史学著作认为“四月革命”是苏联策动的。［5］但是，这种判断至今还缺乏档案文献的证实。根据目前接触到的史料表明，苏联没有参与“四月革命”。尽管如此，这也并不影响苏联对政变成功所流露的兴奋和对塔拉基政权的支持，因为推翻达乌德政权，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正是苏联梦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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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后，立即表示要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7月11日，塔拉基对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扎诺夫说：“阿富汗的革命所以胜利和发展，是因为有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作为苏联的邻邦，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希望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的参加者和成员。”［6］当天，阿明又向这位苏联大使表示：“阿富汗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榜样。我们总是从十月革命的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许多阿富汗革命者都接受过伟大的列宁的著作的教育。”阿明还说：“我们对苏联朋友没有秘密，因为我们总是想用四点基本品质教育党员，这就是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主义、国际主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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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党当政后，立即仿效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套做法。塔拉基表示：“准备用五年时间完成苏维埃政权在60年来所做的事。”于是，全国开始对工商企业、农村、宗教领域，实行“全线社会主义改造”。清洗运动更是大规模地开展。有不同意见的军官、国家干部、党务工作者、政治组织领导人、部落代表和宗教界人士，均遭镇压。阿明曾以“请部落代表到喀布尔谈判”为名，一次就诱杀了500名部落首领。清洗运动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也猛烈地开展，清洗的重点是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与塔拉基有政见分歧的派别——作者注）。属于“旗帜派”的副总统、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计划部长等9名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被开除出党，大多遭杀害。卡尔迈勒因为得到苏联的庇护，留居在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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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秋，塔拉基和阿明之间的矛盾又白热化了，彼此形同水火，都想除掉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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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初，塔拉基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第6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后，回国时路过莫斯科，和苏共中央举行了密谈。9月10日，勃列日涅夫接见了塔拉基，并提醒他：“根据苏联情报侦察机关得来的材料，应当注意面临的危险。”［8］勃列日涅夫甚至劝塔拉基暂时留在莫斯科，待局势安定之后再返回喀布尔。塔拉基对勃列日涅夫的提醒表示感谢，并说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是坚持返回喀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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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都被阿明侦知，并决定抢先动手，除掉塔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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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14日，阿明不顾塔拉基的反对，解除了3名塔拉基的亲信的部长职务，并改组了内阁。当天下午3时，塔拉基在与苏联驻阿富汗的3名代表密商之后，打电话请阿明到总统府办公室“商谈工作”。碍于苏联代表承诺保证其人身安全的情面，阿明带着8名贴身保镖及警卫队来到总统府。阿明刚进入总统府即遭预先埋伏的枪手的密集枪击。阿明因有保镖们筑成的“人体碉堡”的遮挡，只伤了手；8名保镖全被击毙。阿明在警卫队的掩护下逃回国防部后，立即命令喀布尔卫戍部队进攻总统府，逮捕了塔拉基。9月15日晚，阿明召开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解除塔拉基及其“一伙人”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16日清晨，阿明又召开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选举自己为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革命委员会跟着任命阿明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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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9月14日政变、阿明当权之后，阿富汗政府强烈地、公开地表示对苏联的不满。10月8日，阿富汗外交部长瓦利在会见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使节时，公开表示不满苏联参与暗杀阿明的计划。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萨弗龙丘克当即质问瓦利：“您是否明白，这样毫无根据的指责会给苏阿关系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9］瓦利根本不理苏联外交官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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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发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曾指示苏联驻阿富汗代表，向阿明转达苏共中央的“意见”：“塔拉基下台后，不应对他采取任何迫害措施，或者进行什么审判。”［10］阿明对苏共中央的“意见”不屑一顾。10月9日凌晨，阿明下令将塔拉基活活闷死。10月10日，阿富汗各大报同时发表一条短讯：前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久病之后于昨日清晨病重去世。死者的遗体已于昨日埋葬在其家族墓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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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一心想除掉阿明，结果因计划不慎，反被阿明抢先得手。勃列日涅夫为塔拉基的死而深深地难过，并为未能劝说他留在莫斯科而内疚。事后，勃列日涅夫多次对安德罗波夫伤心地说：“你带给我的材料（指克格勃收集的有关阿明密谋除掉塔拉基的材料——作者注），我都给他（塔拉基）看了，并对他讲，情报侦察部门保证消息是可靠的。”［12］因此，即使从感情上说，苏共中央也不能接受阿明。1979年9月15日，苏共中央选定对阿富汗的方针是：“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不应该拒绝同以阿明为首的政府打交道。”［13］苏共中央指示苏联新闻机构对喀布尔事件的报道，“只做一些态度平和的时事性报道，不做任何评述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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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决策：不直接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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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在决策上经历了一个180度转折的过程，而这一转折是与苏联的全球争霸战略，特别是实施南下战略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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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损失惨重。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使苏联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信任度跌至几近冰点，苏联经过十几年苦心经营，在中东地区建立起来的势力网也全被撕烂。为此，勃列日涅夫的中东政策，遭到苏共中央以谢列平为首的一些人的质疑。勃列日涅夫尽管借别的口实，削弱了谢列平的势力，可是苏联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和影响，毕竟损失惨重。为了弥补这一损失，苏联就极力向阿富汗渗透，以期建立进出波斯湾的新的前进基地。苏联特别寄希望于1965年1月1日成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将阿富汗建成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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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苏共中央对阿富汗的局势极为关注。且不说阿富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苏联和美国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苏联更看重的是苏、阿之间有漫长的边境线，阿富汗居民中有700万左右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45%。他们和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各族居民属同源民族，共同拥有边境河流的水资源，历来有着相当密切的经贸往来，相互之间的密切影响不是国境线所能隔得开的。苏联之所以在阿富汗下那么大的赌注，就是因为阿富汗局势的变化，密切关系到苏联的国家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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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四月革命”、人民民主党掌权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几乎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没有一方土地是平静的，全国始终是剧烈地动乱，弥漫着血腥和恐怖。苏联好不容易帮助建立起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本想使之成为苏联在中近东地区的新据点，可是眼看它将变成一只“烫手山芋”。更令苏联担忧的是，反政府的“伊斯兰圣战”在全国迅速蔓延，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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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阿富汗东南部的库尔纳、帕克吉亚、南加尔哈尔等省的武装穆斯林组织，就展开了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塔拉基政权出动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的正规军，动用飞机、坦克、火箭炮等先进武器实施镇压。军队所到之处，乡村、灌溉系统、庄稼均遭毁灭性破坏，于是引发了“难民潮”。1978年底，逃离家园的难民约11万，到1979年底达到80万左右，1980年超过了100万。“难民潮”的出现，使反政府武装斗争更为猛烈起来。1979年3月，西部重要城市特拉赫爆发了什叶派武装暴动，在该城的100多名苏联顾问被杀。政府军占领该城后，报复性地枪杀了几千人，其中多数是无辜者。这样的屠杀，使反政府武装迅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遍及全国28个省中的23个省。他们破坏交通、袭击机场，毙俘政府军3000余人，还使300多名苏联顾问丧生。塔拉基政权的所作所为、“难民潮”的汹涌、苏联的插手，以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特殊性，使阿富汗急速恶化了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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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两侧的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境内的约有300万，在阿富汗领土上的有350万—400万。两国边境的众多普什图部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从来都没有受到该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国家中任何一个政府的有效控制。这些普什图部落任何时候也不曾向任何政府交纳过赋税或其他贡赋，由部落首领自行管理。这里的边界历来是开放的。这里的成年男性居民，几乎都装备有现代化的火器，他们90%以上是文盲。他们虽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以在军队、边防军、警察，以及各种地方军事组织中服役作为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他们基本上都是逊尼派穆斯林。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区还是该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之一。塔拉基政府搞“苏式社会主义”，阿明诱杀部落首领，使部落地区武装暴动蜂起。反政府武装乘机在巴基斯坦境内建立基地，并得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多方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军事行动往往是疲于奔命，而没有实际效果。政府军也因不满苏联的干预，不断哗变。驻扎在赫拉特市的阿富汗政府军的一个师瓦解，其中的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团，倒向了反政府武装。塔拉基政府曾多次请求苏联出兵帮助镇压反政府武装，说：“如果现在苏联不帮忙，那我们就坚持不住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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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阿富汗的局势和塔拉基政府的再三请求，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79年3月17、18、19日，连续三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阿富汗的局势和苏联所应采取的措施。17日，勃列日涅夫没有出席会议。受勃列日涅夫委托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基里连科一开头就说：“事情刻不容缓。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长——引者注，下同）、安德罗波夫（苏联克格勃主席）和乌斯季诺夫（苏联国防部长）同志今天拟订了一些方案。这些方案现已准备好，就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并拟定我们应当采取的措施。首先让我们听一听葛罗米柯的发言。”［15］于是，葛罗米柯作了长篇发言，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作了补充，多数政治局委员只是发表了一些表示同意的插话。葛罗米柯等三人发言的主要意思是：阿富汗局势已急剧尖锐化，塔拉基政府已难以控制了；塔拉基请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粮食。“塔拉基似乎是随口说，大概是要求陆地和空中援助。这应该理解为要求我们派出我们的陆军和空军。我认为，在给予阿富汗援助时必须首先考虑到主要方面，这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16］安德罗波夫补充时特别强调，“很可能（国际社会）给我们戴上‘侵略者’的帽子。但是尽管这样，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阿富汗。”［17］虽然没有正式亮出来，他们三人所拟订的方案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即为确保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即使被国际社会戴侵略者的帽子，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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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到这里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必须出兵时我们将同谁作战？谁将反对阿富汗的现领导？他们都是些伊斯兰教徒，相同信仰的人。他们的信仰如此强烈，教徒如此狂热，足以使他们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18］柯西金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向阿富汗政府）运送武器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确信它不会落入叛乱分子的手中。如果他们的军队瓦解了，那么这些武器势必被叛乱分子掠走，然后就会产生我们将怎么向世界舆论交代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有根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出兵，那就应当选择相应的论据，对一切都应当详尽地加以解释。”［19］柯西金总括自己的意见说：“现在我们难以形成政治文件。为此，同志们需要再工作。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给三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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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7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没有形成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意见，而是要求柯西金与阿富汗方面紧急联系，了解确切的情况，再作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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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政治局紧急会议继续。会议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汇报：昨天，我曾两次与塔拉基进行了电话交谈。“塔拉基同志说，如果现在苏联不帮忙，那我们就坚持不住了。”柯西金继续说：他们想要得到步兵坦克和装甲车的加强，但是他们那里没有坦克手。“所以他们请求我们从坦克部队中派塔吉克人坦克手和装甲车手，让他们换上阿富汗服装后派来。当时我再三说：塔拉基同志，我们军队参加作战的事实是根本掩盖不住的，是会很快被揭露的，记者们会向全世界传播说苏联坦克手在阿富汗作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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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紧急会议两天的讨论，柯西金的意见使葛罗米柯等三人不得不谨慎地重新考虑他们原定的“方案”，修正他们的意见。为此，安德罗波夫接着发言：“同志们，我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必须非常严肃认真地思考，我们为了什么要出兵阿富汗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非常清楚的是，阿富汗对现在以社会主义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尚未做好准备。那里宗教势力很强大，乡村居民几乎都是文盲，经济落后，等等。我们都知道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学说。阿富汗尚不具备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因此我认为，我们只有借助我们的刺刀才能挽救阿富汗革命，而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容许的。我们不能去冒这样的险。”［21］葛罗米柯跟着说：“我完全支持安德罗波夫同志关于排除采取我们出兵阿富汗措施的建议。那里的军队不可靠。这样一来，我们进入阿富汗的军队就将成为侵略者。它同谁作战？首先是同阿富汗人民，并且必须向人民开枪。安德罗波夫正确地指出，阿富汗的形势对革命来说就是不成熟，（如果出兵）我们近年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削减武器等克服困难所做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当然，这还将会是献给中国的最好礼物。所有不结盟国家也将会反对我们。一句话，采取该行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在等待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法律上我们也没有出兵的理由。”［22］契尔年科也说：“如果我们出兵阿富汗去打阿富汗人民，我们必定会被谴责是侵略，罪责难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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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讨论，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于阿富汗的局势和苏联的对策，终于形成这样的一致意见：阿富汗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应当采取一切手段援助塔拉基政权，但是不能直接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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