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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根据1985年上台执政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从他执政初期的几次重要讲话来看，戈尔巴乔夫得出的重要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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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总的来说，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浪费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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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和发掘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一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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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对计划和管理，以及整个经济机制进行深刻的改造”。［24］也就是说要有战略性的转变，转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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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方针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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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要澄清至今还存在的一些不准确看法，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当时的苏联主要领导入主要精力花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最近几年我不止一次地受到批评，说我应该从经济开始，而把政治的缰绳拽住……像中国那样。我并非没有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更没有忽视。只要看一下改革事件的记事表就可知道。从一开始多数中央全会讨论的正是经济改革问题。它占了我作为总书记的工作中，我的同事的工作中和政府机关工作中3/4以上的时间和精力。”［25］2004年5月31日—6月1日，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美国乔治 · 华盛顿大学联合召开的“苏联解体原因”研讨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迈克尔 · 麦克福尔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中谈及此问题时指出：“回顾过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很少关心经济改革，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在设法毁掉苏共，并在苏联实行民主化。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从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实施经济改革。民主化不是目标，而是取得经济改革的一种手段。他进行经济改革的速度很慢。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一批步骤与其他苏联改革类似，都是将提高现有体制的工作效率作为目标。他的第一个针对不良经济的重大改革政策是加速发展经济。实施经济改革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控制。政治体系自由化还提不到议程上。这些最初的改革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要改革管理苏联经济基础的基本体制，而是使现有体制运转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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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的论述，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首先是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的；二是从他执政近7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戈尔巴乔夫本人与当时的领导班子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工作的着力点放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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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召开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它是苏联新的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会议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报告。谈及经济问题的要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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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析当时苏联的经济形势，指出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经济困难远远没有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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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困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及时地对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变化、没有对加快生产集约化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变革的必要性作出应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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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解决困难的途径是，广泛采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符合现代条件的要求，应当大大加速社会经济进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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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最终要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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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不管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来对待经济，最终一切都靠认真改进管理和整个经济机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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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会后不久的6月11日，召开了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要提高苏联经济质量与效率，从而提出使经济体制适应科技进步的要求，并提出，国家计委应变成集中大科学家和主要专家的国家科学经济机关，应大大减少集中下达的计划任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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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首次正式提出“加速战略”和提出根本改革的方针。代表大会对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内外政策（主要是国内政策）进行了总结，揭露和批评了这一时期存在的缺点和失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联今后一个时期（2000年前）的战略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大政方针，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力图使苏联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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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根本改革体制的方针，但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那么快地提出一个改革方案出来。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只是规定了今后改革的大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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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力，加强中央在实现党的经济战略的基本目标方面，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国民经济的平衡方面的作用。同时应当结束中央干预下级经济部门业务活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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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独立自主性的范围，提高联合公司和企业取得最大的最终成果所负的责任。为此，要使它们转向真正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使各集体的收入水平直接取决于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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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国民经济部门改用经济领导方法，为此要改变物质技术供应工作，完善价格形成、拨款与信贷制度，制定有效的反浪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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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管理工作具有现代化组织结构，并考虑到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与协作化趋势。这指的是建立相关部门的综合体、跨部门科学技术中心、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公司、地区——生产联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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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将部门的经济管理同地区的经济管理合理地结合起来，使各共和国和地区得到综合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安排合理的跨部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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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管理的全面民主化，提高劳动集体在管理中的作用，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经济机关工作中的报告制度和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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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还指出：苏联处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最重大的改组时期。这种改组已经开始进行。工业企业主要向两级管理制度过渡。从1986年开始，经济试验的新的经营方法在企业和联合公司中采用，这些企业和联合公司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一半。他还强调，对以前的改革试验虽一直在进行，但苏联的改革是刚刚起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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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七大后，围绕扩大企业权限，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继续推行1984年安德罗波夫执政时已开始的改革试验，同时根据二十七大确定的改革方针，对试验的内容加以完善、充实和提高，并积极着手准备完整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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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七大还通过了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决定。在这一决定中，专门有一部分论述“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的内容，并要求：“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改行新的经营方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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