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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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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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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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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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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有关“阻碍机制”问题，在本书《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与对苏联剧变的关系》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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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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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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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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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参见（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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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参见（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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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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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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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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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64．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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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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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传统的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人民与政权的分离，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上任之初他就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倡导公开性和民主化，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第二阶段是实现权力从党向苏维埃的转移，举行人代会代表的选举和召开人代会；第三阶段则改行总统制，放弃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实行多元化与多党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相应从完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根本改革这种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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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性与民主化——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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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强调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活跃人的因素，主要是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与纪律性。他在1985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说：“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1］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戈尔巴乔夫制定了加速战略，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改变苏联经济下滑的局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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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加速战略”推行受阻，体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苏联原有的体制下，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的螺丝钉，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2］戈尔巴乔夫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意在发挥人的主动性作用，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与观念，为此公开性和民主化成为戈尔巴乔夫活跃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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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的优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中、社会与政治关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社会主义成为为了人的社会，“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身心发育”。［3］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这一原则造成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的。为此，必须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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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在列举党的“加速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时说：“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4］他认为：“不讲公开原则，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群众也不能参加管理……那些习惯于马马虎虎工作、欺下蒙上的人在工作公开化的光照下，当国家和社会上的一切受到人民监督、人民看到一切的时候，确实很不自在。因此，我们必须使公开性成为绝对有效的制度。”［5］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民主与公开性，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改革，通过公开性，让民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从而改变一些人不负责任的现象。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民众要求知道真相，国际社会也要求苏联提供真实的消息，促进了公开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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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其最初的含义是让民众知道真实的信息，对国家管理机关进行监督，戈尔巴乔夫提出，“应该对人民说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6］“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大的公开性。人们应该既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为的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7］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把公开性与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认为公开性是民主化的表现，同时也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所以戈尔巴乔夫强调：“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是例行的运动。这些既然宣布了，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不这样做，任何彻底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8］理论上这样讲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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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以后，面对经济改革效果不佳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加速战略”本身是不切实际的。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他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9］为此，戈尔巴乔夫夫首先在社会生活领域推进民主化，试图通过公开性打破“障碍机制”，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苏共中央选派倾向于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领导有影响的报刊（《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星火》、《共产党人》、《真理报》等），目的是唤醒社会意识、监督干部的行为、动员改革力量。到1987年年中，“持不同政见者”陆续被释放，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合法地在苏联出版，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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