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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行总统制也是多党制发展的要求。1989年以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民主组织发展迅速,萨哈罗夫、叶利钦的跨地区议员团活动频繁。1990年春,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实际上是三股力量在较力:暂时还掌握权力的共产党,确切说是党的最高机关;反对派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民主的运动和组织,另一个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到1990年春各共和国和地方选举人民代表前夕,俄罗斯联邦的民主反对派结成联盟,其基础是“民主俄罗斯”运动。“民主俄罗斯”运动内有俄罗斯民主党、宪法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东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农民党。[21]苏联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并存,在1990年1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国内政治气氛时,雷日科夫就认为:“我们在实践上已经转向了多党制。看不到另外的路。人民阵线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或者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或者与其他政党一道走上广泛的民主制。需要明确做出回答:跟谁斗争和跟谁联合。”[22]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基本同意雷日科夫的看法。但是,利加乔夫还坚持“应该保持一党体制。建立广泛民族公民阵线,把一切健康力量团结到这一阵线中。而共产党员要占据关键职位”。[23]梅德韦杰夫、卢基扬诺夫等人也认为苏共的路线不是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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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莫斯科举行了由“莫斯科选民协会”、“莫斯科人民阵线”等激进派组织召集的规模空前的集会,集会的讲坛就在中央委员们所住的莫斯科饭店外的一辆卡车上,集会打出的标语口号有:“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权力不能垄断”、“不要专制独裁者”、“政治局辞职”、“中央委员会辞职”等等,叶利钦等激进派首领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苏共已经没有能力对本身进行根本改革,必须彻底改革党的机构,取消宪法第六条。这次集会的目的,显然是向中央全会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对集会进行干涉,他也想借此向苏共党内的传统派施压。2月5—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一党制原则,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的革新需要对党与国家机关、经济机构的关系进行重大变更,要放弃实际上向它们发号施令和取代它们职能的做法。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承认的力量,才能在革新着的社会中生存和起到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说,它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24]雷日科夫也说,“我们感受到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先锋队的地位不是宪法赐予的。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在全会上我们应当老老实实、认真、十分负责地正视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多么痛苦”,“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不管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动机如何,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反响……我们必须掌握同其他社会政治实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学问。”[25]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取消关于苏共是政治核心,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提法。虽然戈尔巴乔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现代民主政治以权力制衡和政党竞争为前提,不可能建立在一党制的基础上,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这是苏共顺应形势发展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任何激进的改革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自己改革的预先设想和时间表将会被推翻。生活这个主人会提出自己的速度、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事件先后顺序,会暴露自己的任性和失误,会显示出是悲剧演员还是喜剧演员,是英雄还是掘墓人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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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开幕,会上就要不要设立总统职务和怎样选举总统进行了辩论。实行总统制本是激进派的主张,戈尔巴乔夫曾反对,现在他同意实行总统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稳,威信在下降,当了总统,便可以摆脱党的制约,不会因为党内形势的变化影响到他的权威。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便不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另外,苏联的混乱局面、日益恶化的形势,也需要有一个拥有强有力权力的国家元首。同时,戈尔巴乔夫接过激进派的这一主张,也使激进派措手不及。在人代会上,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决议;跨地区议员团提出要由民众直接选举总统,反对派成员阿法纳西耶夫则提出反对总书记兼总统,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因此成为独裁者。这个提议正中党内传统派的下怀,戈尔巴乔夫当总统,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选举新的总书记的机会,也许可以重新加强党的权力,与戈尔巴乔夫抗衡。反对派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重新收回了这一提议。第三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第一任苏联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卢基扬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以1329
:495票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有不少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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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多种利益的群众运动”。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苏共开始从一个执政党向一个在议会中活动的群众性政党过渡。“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做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27]意味着苏共不再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苏联开始实行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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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总统系统,各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民选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许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和平”夺取了政权。但是,苏联的总统制并不是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实际上仍是另一种集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不是在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决定的,实际上是大总统与小总统支配着国家,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一边。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行政实权落到了总统委员会的手中,总理及其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只是执行总统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在改革政策上,雷日科夫与总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雷日科夫看来,苏联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雷日科夫认为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对政权体制进行改变只会引起混乱,而戈尔巴乔夫却对政治体制进行无休止的改革,于1990年11月撤销了总统委员会,把联邦委员会从议事机构变为协调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行动的决策机关,取代总统委员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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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真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维护联盟的统一,也没有利用这一权力整顿国家秩序,挽救国家的经济。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时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源已经大部分落入到戈尔巴乔夫亲自培植的政敌——叶利钦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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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90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基本上转向了多元化、多党制、总统制,这与从前的体制有了实质性的差别,但这一体制是不完善的,中央行政权力大为削弱、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挽救局势和摆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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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看,其进展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正是公开性的发展使苏联社会出现了多元化,民意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增大,民主选举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破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在国家权力失控的情况下,苏联又改行以总统集权为特征的总统制。从实践的效果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它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管理国家的、民主的政体模式。从1989年起,各地罢工风潮迭起,社会脱离了法制轨道,“街头政治”泛滥成风,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冲突不断,最后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但是,我们也不能从中得出他不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成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的因素,阻碍改革的“障碍机制”过于强大;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存在严重失误,在经济改革没有成效,人民群众没有得到实惠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匆忙上马,政策措施又不配套,难以起到提高政权威信的作用,更无法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三,受俄罗斯民族缺乏耐心、好走极端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措施是在民众急躁情绪的推动下实行的,政策刚刚执行,还没有见到效果,群众又不满意了,又不得不再出台新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的政策,又让人无所适从;第四,也有来自外部世界压力的影响,西方的品评与干涉、东欧的剧变都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显然没有处理好内部改革与外部世界影响的关系,没有利用好有利条件,化解不利因素。苏联的教训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工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被群众的自发性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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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继承二十六大方针的讲话,沈志华总主编:《苏共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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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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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 · 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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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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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 · 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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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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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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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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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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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尼 · 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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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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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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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公开性》的决议,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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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В2 кн. кн. 2. М.,Фир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ACT. 1999. 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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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俄)斯拉文、戈尔巴乔夫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修订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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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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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俄)尼 · 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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