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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传统理论束缚，开拓非传统的对外经济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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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与西方国家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合营企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在1925年初，在苏联境内共有64家合营公司，它们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10%，在进口中占5%。在这些合营企业股份中，苏联占有50%以上的股权。特别要指出的是，苏联在各个重要部门都建立了合营企业，如俄美压缩天然气公司、俄奥搪瓷器皿公司、俄美木材公司、俄德建筑工程公司等。这些合营公司和租让企业一样，对当时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起过无可置疑的作用。但自3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形式，基本上是通过对外贸易轨道实现的，即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与当时的苏联领导错误地对待新经济政策，把它看成是暂时的，是向资本主义不得已的退却有关。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了，从这一政策中产生出来的租让制和合营公司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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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特别在苏联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从理论到实践，不再允许在苏联国土上出现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更不允许外国资本在苏联国土上出现。对此，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报告中说，“要走向世界市场，要使苏联参与世界经济，我们干部的思维以及态度都得作根本改变”。“改变他们的思维，需要善于按新的方式办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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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分析国内经济停滞原因时，也分析了长期来苏联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存在的保守主义、教条主义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认识到，要使苏联经济走向世界，只靠单一的传统的贸易形式是远远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这只会导致苏联经济的继续落后。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采用一些非传统的对外经济关系合作形式，如建立合资企业、自由经济区和免税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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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发展，苏联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特别注意了如何从单一的贸易方式转向生产合作方式。其做法是：第一，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中，苏联已明确规定，要“从以贸易为主的联系方式向深层次的生产专业化合作过渡”。［9］在各部门、联合公司和企业一级进行直接的国际生产联系和科技联系，共同解决科研、生产、供货、销售、售后服务等问题。苏联把这种方式作为重点加以推广。当时，苏联已有1700多家企业与经互会成员国的企业建立了直接联系。第二，1987年1月，苏联通过决议，决定在苏联境内同外国建立合资企业，以便利用这种方式来发展国际生产合作和开拓新的经济联系形式，并通过这种形式来吸收和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方法，发展出口基地，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减少不合理的进口，最后达到加速经济发展和使经济转向集约化经营的目的。1988年，苏联为了加快合资企业的建立，改善国内投资条件，提高合资参加者的兴趣，修改了合资法。主要内容有：取消了合资企业中外国参加者的比例不得超过49%的规定，而规定这个比例由合作者之间的合同确定；取消了合资企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和经理必须由苏方人员担任的规定，而规定可以由外国公民担任，合资企业的管委会有权独立决定雇工、解雇、劳动报酬的形式和数量，以及对工作人员采取的奖励制度；对合资企业为发展生产而运进苏联的商品将征收最低的进口税或完全免除关税；外国伙伴的利润可以汇回本国；大大简化建立合资企业的手续等。采取上述措施以后，在苏联境内创办的合资企业数量有明显增长：1987年5月12日苏联建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1987年底仅有7家，1988年底为164家，1989年初为191家，而到1989年4月已达到48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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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经济区的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的初期，苏联还是持怀疑态度，在思维观念上是有阻力的，更多地认为它只具有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属性。经过一段时间研究，特别对中国特区的多次考察和多方了解之后，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后来苏联开始讨论自由经济区的问题，把它看成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和扩大与密切同西方经济联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从1988年开始，苏联对建立自由经济区的问题已从讨论转入落实并决定首先建立两个自由经济区，一是苏芬边境的赛马运河区；另一个是远东的海参崴。据报道，滨海边疆区、索契、敖德萨、爱沙尼亚等15个地区当时亦考虑筹建自由经济区的问题。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苏联还考虑，给予自由经济区种种特殊优惠的条件，如不受苏联海关的限制，为外国投资规定附加保证，实行商业风险保险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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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苏联经济国际化进程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必须重新认识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长期以来，苏联对这些组织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其原因是：首先，苏联一直把东西方关系的经济内容看成是两种制度对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忽视了东西方互利和合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其次，苏联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出现的国际经济组织，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倡议和支持下成立的，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国所控制和操纵的。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逐步改变了上述看法，认识到在世界经济国际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如不参加国际经济组织，不仅给本国参加国际经济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并且还难以使自己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另外，苏联还认识到，有关重大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问题，一般都是通过这些国际经济组织成员国进行讨论、协商和决策的。因此，不参加这些组织，在经济上难以受益，不能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最优惠国的待遇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低利率贷款等。后来，苏联主动要求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协商会议，并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设法与其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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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地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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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苏联建国以来，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其理论及实践中，一直把发展与东欧国家间的经贸关系视为战略重点。直到1988年，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额占苏联外贸总额的65%以上。苏联上述地区战略思想，日益与戈尔巴乔夫推进其经济国际化方针不相适应。从经互会成员国民用技术水平来看，各国虽在某些领域各有其特点，但总的来说，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如果长期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范围内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低水平的重复，这对提高各国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从经互会成员国的经贸体制来看，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统包统揽”的做法，进出口基本上都由政府统一包下来，这样，竞争机制不起作用。在这种体制下，经互会成员国家采取把高质量产品出口西方换自由外汇，而把质次产品进行互相交换，这种做法必然影响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为了改变上述情况，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调整对外政策的同时，对对外经济关系的地区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调整的总趋势是，把战略重点逐步由东欧移向西方。采取的措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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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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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6年起，苏联不再增加向东欧国家供应燃料和其他原材料，明确表示，今后不能再成为东欧各国廉价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国。另外，在对外贸易体制上，苏联主张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同东欧各国建立部门间、企业间的直接经济联系，自行协商和解决经济合作中的有关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即为了使苏联政府尽可能地摆脱对东欧国家“统包统揽”的局面，而让各部门、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来发展与东欧各国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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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发展与西欧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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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经济关系调整过程中，苏联把西欧作为发展经济关系的战略重点，其出发点是，西方世界的美、日、西欧三足鼎立中，苏与美长期形成的对抗、紧张局面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同日本的领土麻烦也难以解决，而同西欧各国有传统的经济联系，在地理上又是近邻，可作为苏联同整个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前沿阵地。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对西欧的上述战略思想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当时的西德对苏的贷款，与苏创办的合资企业数量都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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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缓和与美、日政治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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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之间由于受政治关系的影响，经济关系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1987年两国贸易额只有12亿卢布，占苏联与西方国家贸易额的4.2%。后来，出现了上升的势头。当时据美方估计，经过3—7年的发展，苏美贸易额可由1987年的2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150亿美元。美国赴苏的实业家人数越来越多，对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兴趣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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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积极靠拢日本，希望在“政经分离”的原则基础上，加快经济关系的发展步伐。后来，苏日贸易发展较快。1988年，苏联向日本的出口额为27.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从日本的进口额达3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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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加速开发与开放远东地区为契机，来推动苏联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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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对外关系方面特别重视亚太地区，这也是苏联调整对外经济地区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作为推动整个苏联经济国际化的重要一环。苏联加速开发与开放远东地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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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苏联清楚地看到，20世纪末，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日本、中国以及整个东南亚将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国际贸易的重点将向这些地区转移。苏联要做好准备，使西伯利亚和远东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十分重视苏联与亚太地区的合作。他指出：“东方、亚洲与太平洋地区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充满着活力。我国的经济也在转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因此，我们在客观上对加强亚洲太平洋合作表示关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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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苏联远东地区相毗邻的国家，是一些市场容量大的亚太地区国家。它们对远东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苏联对这一地区近邻国家的机器设备、先进技术、资金、食品和生活用品感兴趣。因而，发展经济合作的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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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联要开发远东地区，存在缺乏技术、资金、劳力和食品供应紧张等困难，这在客观上要求通过邻国发展经贸关系来解决。这里顺便提一下，苏联加速远东地区的开发与开放，对中国来说，是发展对苏联经济关系的一种良好机遇，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这一地区的发展，认真加以研究，制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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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调整对经济关系地区战略的意图是：第一，总的来说，向西方倾斜，目的在于更多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为苏联今后进入世界市场创造条件；第二，目前重点面向西欧，是为了促进苏联西部地区的发展，以西部来带动东部；第三，面向亚太地区，是为了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逐步使东部地区成为今后整个苏联经济的坚实基地，也为今后深化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关系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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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心把自己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起来，沿着国际化的道路前进，这是正确的。但在这条道路上，并不是铺满着玫瑰花，呈现出一幅田园般的图画，而将是在披荆斩棘中前进，当时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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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们的旧思想仍然是一大障碍。不少人仍把合资企业、自由经济区等新的对外经济合作形式看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用当时苏联一些学者的话来说，“停滞的卫士们”怕外国资本把苏联淹死，怕苏联工人遭受剥削。还有一些人，仍在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技术经济独立性，充满着保守主义，这样就很难适应当今世界各国互相经济依赖性日益加强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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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作风，严重影响着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大革新。这一时期苏联报刊已开始披露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官僚主义者的“努力”，在创建合资企业中专门制造不少麻烦，有时竟达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例如，在决定一家合资企业制作图章问题上，苏联官员竟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另一家企业的方案经过了15个各种单位的审查，而其中的多数单位“一点都不懂行”。一些领导人总是表现出强烈的行政愿望，显示其指示的威力，以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一家生产女鞋的列宁格勒合资企业，因为行政领导一个指示，把价格一下子提高了50%，结果，女鞋失去了在消费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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