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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契尔年科去世当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的问题没有解决。据戈尔巴乔夫回忆,格里申当时提议:“让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吧。”实际上意味着推荐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19]戈尔巴乔夫表示,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再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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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3月10日至11日上午,苏联的高层就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问题进行了紧张的活动,起决定作用的是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以让他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为条件,获得了他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密使带着这个建议去见葛罗米柯,很快便得到答复:葛罗米柯有兴趣在新的水平上搞国际问题。事情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现实希望,于是,除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以外,葛罗米柯也开始为戈尔巴乔夫积极活动。”[20]戈尔巴乔夫承认与葛罗米柯交换过意见,达成了联合行动的协议,但没有作出许诺。[21]在3月11日15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提议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没有人提出异议。葛罗米柯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合适人选,“第一,他才华横溢,渴望多做工作,做好工作。第二,待人的态度……我从未听说过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刚愎自用。没有,他总是把党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三,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有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选举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我们不会错。我想再次强调,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不过,这些经验应当再加上我们的经验。”[22]葛罗米柯是元老,他的讲话一锤定音。继葛罗米柯之后,吉洪诺夫站了起来,也表示赞同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随后,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纷纷发言,说了戈尔巴乔夫许多优点和功绩,纷纷表示赞同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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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1日17时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他先宣布对契尔年科的去世表示哀悼,接着宣布这次全会的日程只有一个: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由葛罗米柯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葛罗米柯表示政治局一致同意推荐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 · 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受到中央委员们的热烈欢迎。“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比安德罗波夫当选时还要热烈。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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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问题上,当时的领导层成员有很多描述,其中的出入还很大。根据利加乔夫的回忆,在戈尔巴乔夫走上总书记岗位的路上,他起了不小的作用。利加乔夫调到中央后主要负责干部工作,当时有大约20%的干部被撤换,因此,利加乔夫在这些来参加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很有影响,他们纷纷到利加乔夫这里来探听消息,其中也包括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许多地方上的领导也都倾向于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扮演了统一大家立场的角色。根据利加乔夫的回忆,葛罗米柯是力推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在由谁主持契尔年科治丧委员会问题上,当时政治局内部是有分歧的;按照惯例,治丧委员会主席理应是由总书记一职的继任者担当,可是,有些委员却“长时间沉寂”不语。随后,戈尔巴乔夫主持治丧委员会也是很勉强的。葛罗米柯在3月11日9—10点,主动与利加乔夫协调一致,商定在接下来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由葛罗米柯提名戈尔巴乔夫,由利加乔夫事前为葛罗米柯准备发言提纲和戈尔巴乔夫生平的“详细材料”。利加乔夫随即与其助手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这时,离中央全会开会推选总书记之前仅剩7个多小时,而离政治局开会仅有5个小时了,利加乔夫描述说,他作为政治局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与州委书记们一一进行了“谈话”。下午3时政治局开会,葛罗米柯第一个发言,用“清楚的、训练有素的所谓‘外交’声音”说道:“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我已经详细考虑过了,我提议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 · 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候选人。”[24]接着,葛氏扼要地介绍了戈尔巴乔夫,描绘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肖像,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人”。葛氏之后,吉洪诺夫立即站起来表示赞同。这一切对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表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利加乔夫说,葛罗米柯、他本人和其他委员当时认为,只有戈尔巴乔夫能够带领国家摆脱“80年代初的濒于危机状态”。此后,政治局、中央全会均“一致赞同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时我直接目睹并参与了那场事件,那时我是这样想,事过多年我仍然这样认为,我还绝对有把握地说,政治局委员中有人明显地不赞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当时私下还流传着契尔年科留下的保举格里申的‘遗言’。尽管这种‘遗言’未必会对新总书记的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可它无疑将给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造成困难,票数会分散。”利加乔夫不无遗憾地说:“当然,我当时没能料到,过了3年之后在‘内部’、在最高权力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困难,恰恰是这些困难成为不可克服的,最终使所有最初提出的设想遭受打击,导致国家走向衰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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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在回忆此事时,也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当选是经过斗争的,但他认为这一次不是由政治局决定的:“这一次是中央全会决定了总书记的命运。实际上那次全会的全体与会者,包括富有经验、政治上成熟的第一书记们,都认为格里申的方案行不通,因为若他当选,那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末日将很快来临。不用多长时间想必他就会窒息全国的各级党组织,就像他窒息莫斯科市的党组织一样。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而且还不能忘记他本人的品质:自满、自命不凡、强烈的权力欲等。”“州委第一书记当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想法,即只能从政治局成员中推选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职务,因为他精力充沛,学识渊博,而且年龄最合适。因此大家决定将赌注下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我们拜访了几个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我们的观点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他也像我们一样惧怕格里申。当看到这是大多数的愿望之后,我们决定,如果推选别的候选人,譬如格里申、罗曼诺夫或其他什么人,我们就一致反对、否决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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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当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雷日科夫则认为,在当时没有出现任何斗争,不可能有其他决议,也不存在任何现实的危险。[27]格里申、罗曼诺夫、吉洪诺夫、库纳耶夫等没有表示异议,他们不得不考虑现实,自1983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领导人支持年轻的总书记,苏联不可能再选举一位老人来执政了。鉴于戈尔巴乔夫在安德罗波夫执政以来发挥的作用,以及政治局中的实际情况,他是唯一的选择。正如切尔尼亚耶夫所说:“‘期待戈尔巴乔夫到来’的气氛早在1985年4月之前就形成了,也就是从知道安德罗波夫身体已不行之时开始。在勃列日涅夫时人们就已为国家有羞辱感。在契尔年科时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了一出令人感到羞耻的滑稽戏。”[28]阿尔巴托夫也说:在契尔年科时期沉闷的气氛下,人们意识到“国家不能再有一个契尔年科,不能容忍一个有他同样思想和同样低下智力和政治水平的人。虽然讨论哪位政治活动家可以担任下届领袖并不是我国的传统,但是我们国家已对领导人的缺乏鲜明形象、平庸而低微的人品感到如此厌倦,所以总书记继任人的问题已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开始考虑。契尔年科寿终之际,占上风的意见是,唯一有资格候选领袖职务的是戈尔巴乔夫。”[29]尽管当事人的说法不一,客观现实是当时根本没有别的候选人,戈尔巴乔夫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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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戈尔巴乔夫也是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后来的事实证明:“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首脑。他不具备充当国家首脑的素质,完全不愿作出权威的决断,总是无休止地争论,吸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争论,并借机不作最终的决定,花言巧语,不置可否,不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他从不对任何错误决定承担责任,总是以所谓集体研究通过决定为掩护推卸责任。”[30]但这既不能怪罪戈尔巴乔夫,也不能怪当时选举戈尔巴乔夫的人,因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老人政治的产物,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苏联的干部体制使国家长期处于软弱无能的如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之流的领导之下,切断了最能干、最有才华的人的发展道路,使平庸之辈和无原则的钻营者得以升迁。“早在个人迷信时期建立的机制不仅把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里,而且一贯有目的地把领导人的大多数有竞争潜力的对手在距争当领导人还很远的时候就‘打掉了’。”[31]“在这种制度下,掌握权力的往往不是最聪明能干的人,而是最狡猾、最会阿谀奉承的人,从上到下都是如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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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这个新任总书记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虽然说遵循过去的方针:“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经尤 · 弗 · 安德罗波夫和康 · 乌 · 契尔年科的积极参与下制定的战略方针,永远都不改变。”但他对这一方针的解释明显带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强调:“这一方针的目的是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里指的是改革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指的是改善社会关系的体系,首先是经济体系;指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物质条件及精神面貌。”他表示,“当前,我们面临着使国民经济向快速发展道路的决定性转变。我们应该,也必须在短时期内进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域,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为了更加顺利和更快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继续始终不渝地完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系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选择最适宜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意味着要始终不渝地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扩大权力,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责任感,增强它们对工作最终结果的关心。这就意味着使所有经济的发展,最终都要服从于苏联人民的利益”,“党将始终贯彻其制定的社会政策。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福利——这个纲领性的原则应该赋予更深刻、更具体的内容。我们都明白,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应该根据他对共同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什么地方偏离了这个原则,那里就必然出现破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团结和安定因素的社会公道”。[33]戈尔巴乔夫创新之处是提出了加快社会经济进步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而没有提发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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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就这样成了苏共历史上第7任党的首脑。他当时是政治局中最能干、最有魄力的人,也是最年轻的人,总书记的职位非他莫属。“年轻、精力充沛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1985年走马上任,在前任们不佳形象的衬托之下,他显得非常有魅力。大众百姓一下便喜欢上他的公开性,他和蔼可亲的外表,他愿意对话,曾宣誓般表态在社会改革过程中吸收一切知识能力和人民自觉性的力量。给人一种感觉,国家终于从多年的沉睡之中苏醒振奋起来。都感到很快会出现所承诺的美好变化:苏联人生活中将实现美好理想,他们家中将会富裕美满。”[34]阿卡耶夫说:“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我认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气息。他个人的宽广视野是令人鼓舞的。他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掌握广泛深奥的知识,有非凡的组织能力、民主的观点和思想。”[35]戈尔巴乔夫当时只有54岁,精力充沛,言谈举止明显不同于其前任,其上台之初拥有极高的支持率,“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欢迎”。[36]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是一个盛极而衰的社会,人民对他期望很高,戈尔巴乔夫也想迅速改变国家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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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重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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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的危机早就出现了,赫鲁晓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的改革都想解决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成功。苏联面临的问题很多,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压制创新、农村的贫困、民族问题、对官僚阶层的专横没有任何制约、沉重的军备负担等等。戈尔巴乔夫及与之观点相同的一些人意识到,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尽管苏联仍是一个超级大国,看似强大,坚如磐石,实际上却已是泥足巨人,外强中干。苏联有能力造高精尖的原子武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学力量,人民的生活却远远落在了西方国家的后头。医院里没有足够的棉签和注射器,百姓家里连质量低劣的黑白电视机都不普及,在同一个城市里通电话竟然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更可笑的是具有世界上最丰富森林资源的苏联,连妇女用的卫生纸都供应不足。当国门打开,苏联的老百姓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并不像苏联媒体宣传的那样痛苦不堪时,他们感到羞愧,他们希望年轻的领导人能够通过改革,振兴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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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新领导人面临的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正如基辛格所说:“他继承了一套真正棘手,甚至可能无法克服的困难。戈尔巴乔夫继承权位时,苏联灾厄之规模才开始显露出来。四十年的冷战,几乎使全体工业国家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反苏同盟。苏联早先的盟友中国,基于实际理由也加入反苏阵营……从安哥拉到尼加拉瓜,美国重振旗鼓,使得苏联的扩张主义所费不赀却仍停滞不前,甚至含愧认输;同时,美国的加强兵力(尤其是推动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做出重大挑战,可是停滞且负荷过重的苏联经济开始无法应付。西方国家发动超级电脑、微晶片大革命之际,苏联这位新领袖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技术后进国家。”[37]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继承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在阿富汗和波兰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对苏联摇摇欲坠的经济体制起着支撑的硬通货收入体系,因美国发起的经济战而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并且处于混乱之中。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经受不了美国高科技国防建设的冲击,这将迫使他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领域。当他开始为苏联这只航船掌舵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们正在努力扩大美国的优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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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是苏联体制的产物,但他登上高位后却发动了一场针对体制的革命,其中原因正如格拉乔夫所言:“将一个具有高度公民责任感和清醒理智的人(戈尔巴乔夫显然就是这样的人)变成了对荒唐体制构成威胁的怀疑论者甚至论敌的,肯定是他从克里姆林宫山冈上一览无余的本国的悲剧性现实,而不是国外的海市蜃楼。”[39]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和苏共的体制下步步升迁的,他看到和体会到了苏联体制的问题,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干部,一个有责任、想有所作为的人,他早就成了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俄国史学家德米特连科认为:“到80年代中期在俄国逐步、无痛苦地向新的社会关系体制过渡的可能性已经被无望地错过了,体制的悄然蜕变改变了苏联社会整个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再重新分配领导职位和企业的权力,本位主义加强,社会不平等。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劳动纪律性下降,冷漠、漠不关心、偷窃、不尊重多劳多得的诚实劳动。那时国家存在着经济之外的对劳动的需要。苏联人与劳动成果相分离,发展成不是按照良心,而是根据需要完成任务。革命以后年代制定的意识形态的动机与相信在近期内实现共产主义一起削弱了,与此同时,石油美元减少、内外债增加。”“到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几乎所有阶层都无一例外地因无自由而痛苦,经受着心理的折磨。知识分子想得到完全的民主和个人自由。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需要更好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特别是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一部分农民指望成为自己的土地和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但是,最终完全是另外的力量决定苏联体制的方向和性质。这一力量是苏联的在册权贵,他们也受制于共产主义的条件,其个人的幸福取决于其供职的状况。”“这样,到80年代初,苏联的集权体制事实上在社会上失去了支持,不再有合法性。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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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已经面临着种种危机,积累了许多问题,在苏联只有一个党执政和党垄断一切的情况下,改革不可能“从下边”开始,人们期待着“从上面”发生变化,并准备予以支持。许多人认为苏联社会无法变革是因为领导人因循守旧。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了人们以新的希望,戈尔巴乔夫激发了人们实现变革的愿望。对此,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描述道:“改革思想及其步骤,从一开始就对人们充满着吸引力,并且得到了热烈的拥护。这种拥护与支持,一开始还只是情感上的、言语上的,最后才体现在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环游国内外的过程中,流露在成千上万夹道欢迎的人群的目光里,从而成为改革的感情背景。这种支持与同情也表现在一发不可收拾的来信中。1985年,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个人平均每月可以收到4万封来信,1985年全年竟高达40.25万封!而且,我再说一遍,这都是他个人收到的!还不包括那些寄给全体中央委员会成员的。1986年,只是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的私人信函,平均每月多达6万封。”[41]戈尔巴乔夫担负着使苏联摆脱长期停滞不前局面,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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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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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世界观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公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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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锼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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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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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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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沃尔特 · G · 莫斯著,张冰译:《俄国史(1855—1996)》,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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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阿 · 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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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尤 · 弗 · 安德罗波夫著:《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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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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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叶 · 库 · 利加乔夫著,钱乃成等译:《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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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阿 · 沃尔斯基著:《开诚布公地看问题》,载(苏)《星期》1990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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