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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这个新任总书记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虽然说遵循过去的方针：“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经尤 · 弗 · 安德罗波夫和康 · 乌 · 契尔年科的积极参与下制定的战略方针，永远都不改变。”但他对这一方针的解释明显带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强调：“这一方针的目的是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里指的是改革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指的是改善社会关系的体系，首先是经济体系；指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物质条件及精神面貌。”他表示，“当前，我们面临着使国民经济向快速发展道路的决定性转变。我们应该，也必须在短时期内进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域，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为了更加顺利和更快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继续始终不渝地完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系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选择最适宜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意味着要始终不渝地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扩大权力，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责任感，增强它们对工作最终结果的关心。这就意味着使所有经济的发展，最终都要服从于苏联人民的利益”，“党将始终贯彻其制定的社会政策。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福利——这个纲领性的原则应该赋予更深刻、更具体的内容。我们都明白，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应该根据他对共同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什么地方偏离了这个原则，那里就必然出现破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团结和安定因素的社会公道”。［33］戈尔巴乔夫创新之处是提出了加快社会经济进步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而没有提发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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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就这样成了苏共历史上第7任党的首脑。他当时是政治局中最能干、最有魄力的人，也是最年轻的人，总书记的职位非他莫属。“年轻、精力充沛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1985年走马上任，在前任们不佳形象的衬托之下，他显得非常有魅力。大众百姓一下便喜欢上他的公开性，他和蔼可亲的外表，他愿意对话，曾宣誓般表态在社会改革过程中吸收一切知识能力和人民自觉性的力量。给人一种感觉，国家终于从多年的沉睡之中苏醒振奋起来。都感到很快会出现所承诺的美好变化：苏联人生活中将实现美好理想，他们家中将会富裕美满。”［34］阿卡耶夫说：“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我认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气息。他个人的宽广视野是令人鼓舞的。他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掌握广泛深奥的知识，有非凡的组织能力、民主的观点和思想。”［35］戈尔巴乔夫当时只有54岁，精力充沛，言谈举止明显不同于其前任，其上台之初拥有极高的支持率，“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欢迎”。［36］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是一个盛极而衰的社会，人民对他期望很高，戈尔巴乔夫也想迅速改变国家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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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重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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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的危机早就出现了，赫鲁晓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的改革都想解决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成功。苏联面临的问题很多，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压制创新、农村的贫困、民族问题、对官僚阶层的专横没有任何制约、沉重的军备负担等等。戈尔巴乔夫及与之观点相同的一些人意识到，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尽管苏联仍是一个超级大国，看似强大，坚如磐石，实际上却已是泥足巨人，外强中干。苏联有能力造高精尖的原子武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学力量，人民的生活却远远落在了西方国家的后头。医院里没有足够的棉签和注射器，百姓家里连质量低劣的黑白电视机都不普及，在同一个城市里通电话竟然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更可笑的是具有世界上最丰富森林资源的苏联，连妇女用的卫生纸都供应不足。当国门打开，苏联的老百姓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并不像苏联媒体宣传的那样痛苦不堪时，他们感到羞愧，他们希望年轻的领导人能够通过改革，振兴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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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新领导人面临的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正如基辛格所说：“他继承了一套真正棘手，甚至可能无法克服的困难。戈尔巴乔夫继承权位时，苏联灾厄之规模才开始显露出来。四十年的冷战，几乎使全体工业国家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反苏同盟。苏联早先的盟友中国，基于实际理由也加入反苏阵营……从安哥拉到尼加拉瓜，美国重振旗鼓，使得苏联的扩张主义所费不赀却仍停滞不前，甚至含愧认输；同时，美国的加强兵力（尤其是推动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做出重大挑战，可是停滞且负荷过重的苏联经济开始无法应付。西方国家发动超级电脑、微晶片大革命之际，苏联这位新领袖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技术后进国家。”［37］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继承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在阿富汗和波兰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对苏联摇摇欲坠的经济体制起着支撑的硬通货收入体系，因美国发起的经济战而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并且处于混乱之中。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经受不了美国高科技国防建设的冲击，这将迫使他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领域。当他开始为苏联这只航船掌舵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们正在努力扩大美国的优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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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是苏联体制的产物，但他登上高位后却发动了一场针对体制的革命，其中原因正如格拉乔夫所言：“将一个具有高度公民责任感和清醒理智的人（戈尔巴乔夫显然就是这样的人）变成了对荒唐体制构成威胁的怀疑论者甚至论敌的，肯定是他从克里姆林宫山冈上一览无余的本国的悲剧性现实，而不是国外的海市蜃楼。”［39］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和苏共的体制下步步升迁的，他看到和体会到了苏联体制的问题，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干部，一个有责任、想有所作为的人，他早就成了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俄国史学家德米特连科认为：“到80年代中期在俄国逐步、无痛苦地向新的社会关系体制过渡的可能性已经被无望地错过了，体制的悄然蜕变改变了苏联社会整个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再重新分配领导职位和企业的权力，本位主义加强，社会不平等。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劳动纪律性下降，冷漠、漠不关心、偷窃、不尊重多劳多得的诚实劳动。那时国家存在着经济之外的对劳动的需要。苏联人与劳动成果相分离，发展成不是按照良心，而是根据需要完成任务。革命以后年代制定的意识形态的动机与相信在近期内实现共产主义一起削弱了，与此同时，石油美元减少、内外债增加。”“到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几乎所有阶层都无一例外地因无自由而痛苦，经受着心理的折磨。知识分子想得到完全的民主和个人自由。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需要更好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特别是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一部分农民指望成为自己的土地和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但是，最终完全是另外的力量决定苏联体制的方向和性质。这一力量是苏联的在册权贵，他们也受制于共产主义的条件，其个人的幸福取决于其供职的状况。”“这样，到80年代初，苏联的集权体制事实上在社会上失去了支持，不再有合法性。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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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已经面临着种种危机，积累了许多问题，在苏联只有一个党执政和党垄断一切的情况下，改革不可能“从下边”开始，人们期待着“从上面”发生变化，并准备予以支持。许多人认为苏联社会无法变革是因为领导人因循守旧。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了人们以新的希望，戈尔巴乔夫激发了人们实现变革的愿望。对此，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描述道：“改革思想及其步骤，从一开始就对人们充满着吸引力，并且得到了热烈的拥护。这种拥护与支持，一开始还只是情感上的、言语上的，最后才体现在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环游国内外的过程中，流露在成千上万夹道欢迎的人群的目光里，从而成为改革的感情背景。这种支持与同情也表现在一发不可收拾的来信中。1985年，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个人平均每月可以收到4万封来信，1985年全年竟高达40.25万封！而且，我再说一遍，这都是他个人收到的！还不包括那些寄给全体中央委员会成员的。1986年，只是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的私人信函，平均每月多达6万封。”［41］戈尔巴乔夫担负着使苏联摆脱长期停滞不前局面，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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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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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世界观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公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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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锼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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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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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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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沃尔特 · G · 莫斯著，张冰译：《俄国史（1855—1996）》，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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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阿 · 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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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尤 · 弗 · 安德罗波夫著：《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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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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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叶 · 库 · 利加乔夫著，钱乃成等译：《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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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阿 · 沃尔斯基著：《开诚布公地看问题》，载（苏）《星期》1990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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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俄）叶 · 伊 · 恰佐夫著：《健康与权力——“克里姆林宫医生”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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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库纳耶夫：《关于我的时代》，转引自（哈）奥莉加 · 维多娃著，韩霞译：《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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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Черняев А. С. На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Из дневниковых записей.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5. 2005. 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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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Черняев А. С. На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Из дневниковых записей.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5. 2005. 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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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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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俄）瓦 · 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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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葛罗米柯当时是政治局中资格最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从30年代后期开始外交生涯，曾同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一道参加过雅尔塔会议，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一直起着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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