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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的良心与道德观要求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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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升迁之路看，戈尔巴乔夫走得比较顺利，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苏联的体制。据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提供的资料，他在大学实习时就已经对机关作风很厌恶，他当时在莫洛托夫区检察院实习，在1953年6月20日写给赖莎的信中，戈尔巴乔夫抱怨说：“……这里的环境太让我压抑了。每当接到你的来信，这种感觉就会显得尤为强烈。你的信给我带来的越是美好、珍贵、亲切、明白，我对四周的丑恶就感觉越深……尤其是对该区的上层生活。虚伪狭隘、奴颜婢膝、一切结局都预先设定，官员公然为所欲为、厚颜无耻、目中无人……瞅瞅这儿的头头脑脑，除了便便大腹之外，毫无突出之处，可那副得意洋洋、自高自大、高高在上的腔调啊！还藐视科学呢。由此还有对青年专家的冷嘲热讽。”［17］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更凸显了苏联体制的问题，让许多领导人认识到必须改变，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发动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事们来自体制内部，而不是外部，这也不是偶然的。”［18］戈尔巴乔夫要改变苏联的体制，政治家的良心、责任与道德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他认为，“在我国人民中，在党内早已积聚了革命变革的能量。我们得出改革的思想，不仅是受实用的利益和考虑的影响，而且是听从了不平静的良心的呼唤，依靠了革命传下来的不可摧毁的思想性，也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这种探索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坚定了我们采取行动的志向”。［19］戈尔巴乔夫想让苏联的社会主义对人们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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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失去信誉，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错误的揭露，让人们对原来的社会主义失望，戈尔巴乔夫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就必须确立新的目标，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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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开性的推行，揭露过去被苏共掩盖的苏联历史上所犯错误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空前增加，“根据阿法纳西耶夫的建议，莫斯科历史档案馆在1987年开始举办‘在新的亮光下’的苏联历史讲座。首先曝光的就是斯大林，在课程开始前一小时，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大街（现在的尼科林大街）上，那里是档案馆所在地，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以至于演讲人鲍里索夫本人要费很大劲穿过人群进入大楼”。［20］苏联要改革，离不开对以往道路的评价，“改革和历史科学是相互必需的”。［21］参与这次重评历史者涉及了苏联各个阶层。苏联社会“进入了重评时代，重新评价形成于30年代，直至80年代中期实际上仍是不可动摇的一切价值”。［22］重评历史首先发轫于艺术界、文学界，后来扩展到史学界。从社会主流舆论看，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主要是批判斯大林体制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反思社会主义的实质、目标和原则，探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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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斯大林体制模式并不是对列宁的继承，“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开始、并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越来越严重背离了列宁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背离了列宁所指出的通过全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自治、通过提高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本身的劳动的人的作用、通过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日益人道主义化这样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23］有人提出，斯大林在短时间内使苏联摆脱了落后，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打败了法西斯，需要作出牺牲，但是，他消灭一大批忠于列宁事业的光辉的革命者，并非客观条件所迫，也不是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斯大林是历史上的大活动家？我认为，是的，可以。但他是否社会主义大活动家，我是深有怀疑的。”［24］改革就是要纠正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改革的实质就是保证社会主义向崭新状态过渡。而改革不仅仅是消除停滞，根除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纠正所犯错误。摒弃过去的领导和管理形式和方法。就其实质来说，就人道主义和民主方面来说，改革的方针就是有规律地继续和发展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原则，改革的基本环节乃是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其内容可用三句话表述：人道主义、人、民主”。［25］“今天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给人民重建真正民主的、真正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土地不再像过去一样只属于区的委员会，而是按照列宁的指示，土地属于农民和农民的土地协会；而权力也按照列宁的指示，属于苏维埃……”［26］这些思想基本上被戈尔巴乔夫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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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苏联局势发展变化的要求，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主动，不得不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1988年开始，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即取消了宪法所规定的苏共在苏联政治中的领导与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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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自治区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等都成了人民代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选举结果表明苏共在选举中失败了，虽然在人民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例高达87.6%，但许多人并不是因为坚持党的原则而被选上的，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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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高层领导人事权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叶利钦等反对派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和发言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自20年代党内斗争结束后，苏联出现的第一个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其代表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通过法律，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国需经其最高法律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苏联人代会选举和罢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克格勃主席、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主编等）。［28］他的发言成为反对派的纲领，站在这一反对派阵营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们要求改变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党的机构不能干涉舆论；国家领导人实行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制度，选举应该是差额选举；加大改革力度，给共和国以更多的独立性和主权，打破行政命令体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消除少数人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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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1988年8月13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官僚体制对改革进行抵抗，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7月29—30日，400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联，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为小组主席。1989年12月，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和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29］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必须拿出吸引民众的新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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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新的危急形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主流派只能退让，以求取得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如果说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主要着眼于纠正社会的扭曲现象，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制度，那么此时戈尔巴乔夫则强调：“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步骤。”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的改革既不是保存行政命令体制，也不是推翻十月革命的选择而走资本主义，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对待现实的态度，“要依靠建设一个人道的、自由的、理智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智慧和道德潜力”。［30］从此，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不仅改革的目标改变了，政治体制也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发展：实行总统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制定新党纲，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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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妥协，但是，戈尔巴乔夫未能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不能把苏联改革的失败说成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至于如何评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俄罗斯历史学博士、教授亚历山大 · 加尔金的结论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其实就是将民主的社会主义（它要求建立以团结和社会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构和程序保障的坚实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这一尝试的意义大大超过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者在尚未采取最初的实际步骤以前即被扼杀。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综合过程尽管已遭到失败，但改革同时也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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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志华总主编：《苏共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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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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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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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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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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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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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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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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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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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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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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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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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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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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