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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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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土耳其大使馆2001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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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原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研究室主任）调查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讲演真伪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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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24日，中国驻土耳其使馆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的信件，希望我馆协助了解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的关于“我的生活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这一演讲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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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任使馆研究室主任，根据大使的指示，负责处理此事。根据我馆掌握的情况，土耳其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国大学。中东地区只有三个国家有“美国大学”，即开罗美国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和迪拜美国大学。出于严肃对待此事的考虑，我请研究室的其他同志分别向土耳其外交部、中东技术大学、安卡拉大学、比尔肯特大学以及信贷银行基金会核实戈尔巴乔夫是否于1999年访问过土耳其。土外交部告，戈尔巴乔夫曾于1997年4月访问过中东技术大学和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因为徐葵研究员的信件中已经指明戈尔巴乔夫演讲地点是“安卡拉美国大学”，故我馆已无必要向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核实戈尔巴乔夫访问情况。鉴此，我于7月25日上午携带助手亲赴中东技术大学外联处了解戈尔巴乔夫访问该校的相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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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后，我在校长助理的陪同下，见到了外联处正、副处长。处长告，戈尔巴乔夫在1997年4月27日访问了中东技术大学，参观了校园和图书馆，会见了正、副校长，出席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校长致了欢迎词，戈尔巴乔夫致了答词，校方录了像。我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在讲话中提及他的生活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是否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对方断然否认，并表示可立即调出录像带查看。我回答：“不必了。我相信你的回答是正式回答。”回到使馆后，我立即向大使报告了所了解的情况，并起草了致徐葵研究员的复信，经大使签发后通过传真发送给徐葵研究员。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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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信内容同附件四，在此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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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是我亲历此事的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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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2009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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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2009年6月第10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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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69．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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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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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国内问题成堆，军备竞赛让苏联经济不堪重负，里根又要加紧实施他于1983年3月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如果苏联应战，就意味着开始新的一轮军备竞赛，这是苏联经济绝对无法承受的。面对美国的挑战，苏联需要改变传统的外交政策，为此，必须改变苏共传统的对外政策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外交的思想，并逐步加以完善，逐渐成了指导苏联外交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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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新思维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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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步性和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矛盾的尖锐性，强调两个体系、两种社会形态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内在动机、它的社会经济实质本身也迫使帝国主义将两个体系的竞赛变成了军事对抗。帝国主义由于其社会本质而不断推行侵略性冒险政策”。［1］戈尔巴乔夫批评了美国的军事对抗政策，强调苏联社会主义主张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强调出现了涉及文明社会存在基础本身的全球范围内的矛盾和问题，如环境、大气层和海洋的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强调“解决全人类和全球的问题光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是不行的。这需要世界范围的合作，需要大多数国家密切的、建设性的协作”。［2］总的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估计并未超出苏联的传统认识，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想与美国对抗，而是进行长期的和平竞赛，同时，为了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进行协作，“需要这种协作来防止核浩劫，使文明社会能够生存下去。需要进行这种协作，以便共同地和为了每个人的利益来解决全人类的其他日益尖锐的问题”。［3］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意图在于摆脱军备竞赛，为苏联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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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苏联对外关系新的行为准则，“不是谋求某些特权和特殊地位，不是出于自私目的，企图以牺牲他人来加强自身安全，以损害别人来寻求好处。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共同努力，在于在充分尊重每一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而生活并在和平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的情况下进行合作”。［4］他提出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关系，“时代要求对文明、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现阶段作出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复杂而又被相互联系的纽带客观上联成一体的世界。这是由于利益上的种种差别与冲突而不能按数千年形成的‘强权’传统来生存的国际关系”。［5］在谈到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时，戈尔巴乔夫指出：“今后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将如何发展，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什么样的进程占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世界的命运。”［6］“历史的经验、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的规律和经济一体化的需求，都要求寻找途径来协调和安排好这一地区内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7］戈尔巴乔夫这一讲话与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的报告相比，显然又向前迈了一步，他更加强调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和进行国际合作，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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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是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该书中他对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与解释，强调对话与合作。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意在改变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与世界和谐相处，为苏联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国际局势的具体建议，如排除在对外政策中使用武力，奉行自由选择的原则，实现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苏联要在两年内裁军至少50万人，削减常规武器，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部分军队等等，标志着新思维概念和新思维政策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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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新思维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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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调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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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只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戈尔巴乔夫认为，“人类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8］“不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9］同时，“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靡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10］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认为世界安全取决于两大体系力量均衡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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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尤其是继续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太空，势必加快核武器积存和改进的速度，而这种速度本来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势会变得不以政治家们为转移。局势将为偶然性所左右。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11］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要求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问题，过去，革命往往与战争相联系，但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因此，苏共二十七大的新党纲删掉了“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与此相联系，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外交的核心定为：“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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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现代战争看法的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以“普遍安全”（或“相互安全”）取代以往的“单方面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不再牺牲别国的安全，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他提出：“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足够的原则。他强调：“新的政治思维同样不容违背地决定了军事思想的性质。军事思想应该是严格的防御性的……我们时代普遍安全的基础，就是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别人并对自己的社会持客观的、自我批评的观点。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13］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不能通过武力战胜资本主义，核时代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无异于自杀，保障苏联安全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因此，苏联不再追求军事优势，而是争取“低水平的战略平衡”，“足够的防御”，“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14］戈尔巴乔夫认为利益的平衡才是安全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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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安全理论放弃了苏联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有积极的意义，其实际内容是苏联放弃了东欧这一势力范围，以换取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和对峙。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下，苏联单方面退却，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当苏联从传统控制区撤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去填补真空时，苏联将怎么办？这是不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这一理论的缺陷还在于，他只侧重于国家的军事安全，而没有提出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正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日后他竟天真地请美国学者帮助他制定经济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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