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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7月25日给徐葵同志的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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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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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7月24日致姚大使的信件收到。经我馆向土耳其外交部、中东技术大学、比尔肯特大学及信贷银行基金会核实，戈尔巴乔夫1999年未来过土耳其。上述机构告，戈曾应土信贷银行基金会邀请，于1997年来土，先后访问中东技术大学和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并与土实业界有过接触。戈在此次访土期间，曾在上述大学与实业家接触过程中，发表了一些言论，但没有您请我馆核实的言论。中东技术大学甚至表示，可以提供戈访问该校的简短录像。另，土耳其没有美国大学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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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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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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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土耳其大使馆2001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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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原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研究室主任）调查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讲演真伪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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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24日，中国驻土耳其使馆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的信件，希望我馆协助了解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的关于“我的生活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这一演讲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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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任使馆研究室主任，根据大使的指示，负责处理此事。根据我馆掌握的情况，土耳其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国大学。中东地区只有三个国家有“美国大学”，即开罗美国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和迪拜美国大学。出于严肃对待此事的考虑，我请研究室的其他同志分别向土耳其外交部、中东技术大学、安卡拉大学、比尔肯特大学以及信贷银行基金会核实戈尔巴乔夫是否于1999年访问过土耳其。土外交部告，戈尔巴乔夫曾于1997年4月访问过中东技术大学和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因为徐葵研究员的信件中已经指明戈尔巴乔夫演讲地点是“安卡拉美国大学”，故我馆已无必要向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核实戈尔巴乔夫访问情况。鉴此，我于7月25日上午携带助手亲赴中东技术大学外联处了解戈尔巴乔夫访问该校的相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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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后，我在校长助理的陪同下，见到了外联处正、副处长。处长告，戈尔巴乔夫在1997年4月27日访问了中东技术大学，参观了校园和图书馆，会见了正、副校长，出席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校长致了欢迎词，戈尔巴乔夫致了答词，校方录了像。我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在讲话中提及他的生活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是否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对方断然否认，并表示可立即调出录像带查看。我回答：“不必了。我相信你的回答是正式回答。”回到使馆后，我立即向大使报告了所了解的情况，并起草了致徐葵研究员的复信，经大使签发后通过传真发送给徐葵研究员。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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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信内容同附件四，在此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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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是我亲历此事的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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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2009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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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2009年6月第10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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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69．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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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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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国内问题成堆，军备竞赛让苏联经济不堪重负，里根又要加紧实施他于1983年3月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如果苏联应战，就意味着开始新的一轮军备竞赛，这是苏联经济绝对无法承受的。面对美国的挑战，苏联需要改变传统的外交政策，为此，必须改变苏共传统的对外政策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外交的思想，并逐步加以完善，逐渐成了指导苏联外交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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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新思维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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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步性和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矛盾的尖锐性，强调两个体系、两种社会形态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内在动机、它的社会经济实质本身也迫使帝国主义将两个体系的竞赛变成了军事对抗。帝国主义由于其社会本质而不断推行侵略性冒险政策”。［1］戈尔巴乔夫批评了美国的军事对抗政策，强调苏联社会主义主张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强调出现了涉及文明社会存在基础本身的全球范围内的矛盾和问题，如环境、大气层和海洋的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强调“解决全人类和全球的问题光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是不行的。这需要世界范围的合作，需要大多数国家密切的、建设性的协作”。［2］总的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估计并未超出苏联的传统认识，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想与美国对抗，而是进行长期的和平竞赛，同时，为了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进行协作，“需要这种协作来防止核浩劫，使文明社会能够生存下去。需要进行这种协作，以便共同地和为了每个人的利益来解决全人类的其他日益尖锐的问题”。［3］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意图在于摆脱军备竞赛，为苏联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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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苏联对外关系新的行为准则，“不是谋求某些特权和特殊地位，不是出于自私目的，企图以牺牲他人来加强自身安全，以损害别人来寻求好处。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共同努力，在于在充分尊重每一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而生活并在和平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的情况下进行合作”。［4］他提出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关系，“时代要求对文明、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现阶段作出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复杂而又被相互联系的纽带客观上联成一体的世界。这是由于利益上的种种差别与冲突而不能按数千年形成的‘强权’传统来生存的国际关系”。［5］在谈到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时，戈尔巴乔夫指出：“今后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将如何发展，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什么样的进程占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世界的命运。”［6］“历史的经验、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的规律和经济一体化的需求，都要求寻找途径来协调和安排好这一地区内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7］戈尔巴乔夫这一讲话与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的报告相比，显然又向前迈了一步，他更加强调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和进行国际合作，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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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是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该书中他对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与解释，强调对话与合作。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意在改变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与世界和谐相处，为苏联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国际局势的具体建议，如排除在对外政策中使用武力，奉行自由选择的原则，实现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苏联要在两年内裁军至少50万人，削减常规武器，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部分军队等等，标志着新思维概念和新思维政策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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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新思维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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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调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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