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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美）梅尔文 · 莱夫勒：《冷战如何走向终结》，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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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2. 2006. 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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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 No. 12. 2006. 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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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2. 2006. 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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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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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2. 2006. 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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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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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俄）尼古拉 · 雷日科夫著，高洪山、韩生民等译：《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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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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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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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阿富汗局势的会议记录。1986年11月13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卷，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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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俄）尼 · 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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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70．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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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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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恶化发展到破裂，苏联成了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内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但是，中苏关系的紧张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严重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苏从1982年10月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磋商，但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拒绝回应中方，双方谈判进展缓慢，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才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仅实现了正常化，而且基本上解决了两国东段边界问题。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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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的调整，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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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也曾多次访问过西方，深知苏联的社会主义面临着种种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与西方世界对抗，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使苏联把大量财富浪费在国防上，苏联工业的75%以上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军事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军备竞赛成为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因此，调整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就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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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始于1986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这次代表大会不再把世界看成是两种制度进行不可调和斗争的舞台，而强调共同协作，解决全人类的任务，使文明社会能够生存和延续下去。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全面阐述了“新的政治思维”。俄学者评论说：“这一转折的基础是努力看到世界发展的进程，而苏联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应该是它事实上的样子，而不是在乌托邦的思想指导下想使它变成的样子。”［1］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思想的变化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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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从上次战争中吸取了教训，调整了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在非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苏联人民能够在持久和平与自由的条件下劳动”，党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主要方针是“反对核危险、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和巩固普遍和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只能完全以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形式进行”。［2］承认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戈尔巴乔夫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念，确立了合理、够用的防御原则。苏共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为了苏联的安全，强行把其他国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理论，认为“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与这种新的安全观相联系，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够用的原则。戈尔巴乔夫还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与苏联长期强调在意识形态上不能与西方和平共处、坚持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不同，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寻求相互谅解，对话，把和平共处作为各国关系中的普遍准则确立下来”，［3］“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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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也包括俄国）对外政策的扩张主义传统，不再把扩大势力范围作为目标。他主动放弃了帝国政策，开始把对外扩张、盛气凌人的外交变成了把其他国家当成平等伙伴的外交，为苏联走向世界、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开辟了一条新路。戈尔巴乔夫开始纠正苏联以往在外交上的大党主义和扩张主义，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中苏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敌对，其重要原因是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唯我独尊。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强调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有利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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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为改善中苏关系采取了切实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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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大邻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是不正常的，对双方不利。在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明显加强了对华军事力量，成立了新的军区，加强了太平洋舰队的力量，改善了边防部队的装备，开始修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与此同时，苏联还向蒙古增派了军队。中国方面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也把许多精力放在发展国防力量上，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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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早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后，邓小平就提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三个条件：要求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双方就此问题从1982年10月5日开始副外长级磋商，但进展不大。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他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5］实际上告诉苏联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中苏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苏方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中方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苏方的论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苏方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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