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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55 在谈及中苏关系破裂和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自己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21]“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22]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中国政府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在会见中,邓小平代表中方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对于邓小平的这些看法,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不想说什么。同意您的评价,也赞成您的想法,但是30年并没有白过——我们弄明白了许多问题。而且没有因此降低我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心,相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3]在会见中,邓小平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4]他强调必须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25]表明邓小平期盼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继续飘扬下去。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26]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邓小平“列举了给中国带来最大损害的列强的名字,首先是英国和葡萄牙,因为他们最早霸占中国的领土,强租澳门。他讲了许多日本、沙俄给中国带来的损害,他们从中国得利最大,还讲到了苏联。同时他指出,直到十月革命前俄国在中国东北都有势力范围,哈尔滨是它的中心。我的交谈者认为,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领土超过150万平方公里。而且延续到十月革命后,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了哈巴罗夫斯克附近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岛屿(即黑瞎子岛——译者注)”,[27]邓小平认为中苏关系“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28]邓小平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重点在于未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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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57 这次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的中苏最高领导人的会谈,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完成。5月16日晚,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标志着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中苏结束了对抗,双边关系步入正常化轨道,使得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事业,有了稳定和平的北方边界,也使苏联有了稳定的南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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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59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苏联因素是主要的,正如钱其琛所写的:“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说,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30]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正如时任驻华大使的特罗扬诺夫斯基所说:“从1986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里,主动权一直在莫斯科一边。但是可以相信,到80年代中期,特别是由于苏美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不太有利。随着‘冷战’走向结束,所谓‘中国牌’已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因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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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61 中苏关系正常化能够实现,还与两国的改革密不可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少,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看法、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国家利益的定位等等。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在我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中共十三大的文件,文件确立了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通过了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纲领。这些决定在很多方面和我们二十七大的思想是相呼应的。当我们还在寻找如何走出两国关系死胡同的途径时,我们的距离仿佛重新又拉近了。”[32]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第一次公开肯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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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63 中苏关系正常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50年代起就倡导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直到1989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才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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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65 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战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的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与国之间行之有效的准则,既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双方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33]戈尔巴乔夫说:过去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了必须对彼此在政治和行动上的不一致表现谅解。很自然,苏联和中国对各种问题和现象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应把这点看成是合作的绊脚石。努力寻找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相互尊重对方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唯一合理的态度”。[34]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经受住了历史风云的考验,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改革的不同道路选择没有影响中苏关系的顺利发展,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平稳地过渡到了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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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67 第二,确立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中苏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相互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不利用同对方接壤的第三国的领土、领水和领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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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69 第三,确立了加强边界信任,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将中苏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为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保持安宁作出努力。”“双方主张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36]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根据苏美协议将在苏联东部要销毁436枚中短程导弹。1989年到1990年部署在这地区的苏军集群将要裁减20万人,其中在远东区的12万人。我可以通告,陆军要裁减12个师,空军要解散11个团,太平洋舰队要削减16只军舰。”[37]中苏边界非军事化,把它变成一个和平友好的边界成为两国政治家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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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71 第四,确立了促进国际关系的根本健康化的原则。双方宣布奉行和平政策,不谋求霸权,主张提高联合国的威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裁军、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及地区冲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倡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和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国际生活。双方认为迫切的是,在考虑各国人民利益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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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73 边界问题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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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75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侵略中国遗留的问题。从1964年2月起,中苏两国就解决边界问题开始谈判。从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中苏先后举行过边界谈判。然而,由于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坚持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如果这样,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中国自然不会同意。中方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界河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矛盾异常尖锐,甚至于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流血冲突。中苏边界谈判取得进展是从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以后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国际通行的规则,同意了以界江界河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做法,促使中苏边界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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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77 1987年2月两国边界谈判在莫斯科重新开启,钱其琛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这次谈判因为有了戈尔巴乔夫讲话做基础,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1991年5月,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2年2月,中俄两国最高立法机构分别批准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与此同时,中俄西段边界问题的谈判和勘界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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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79 中苏(俄)是世界上两个边界线最长、最大的邻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两国的结盟,还是敌对,对于两个大国的关系来说,都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直到1989年5月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把两国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两国关系中应遵循的普遍性原则,才使两国关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为中苏(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传统的改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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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7981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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