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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正常化能够实现，还与两国的改革密不可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少，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看法、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国家利益的定位等等。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在我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中共十三大的文件，文件确立了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通过了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纲领。这些决定在很多方面和我们二十七大的思想是相呼应的。当我们还在寻找如何走出两国关系死胡同的途径时，我们的距离仿佛重新又拉近了。”［32］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第一次公开肯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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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正常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50年代起就倡导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直到1989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才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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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战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的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与国之间行之有效的准则，既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双方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33］戈尔巴乔夫说：过去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了必须对彼此在政治和行动上的不一致表现谅解。很自然，苏联和中国对各种问题和现象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应把这点看成是合作的绊脚石。努力寻找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相互尊重对方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唯一合理的态度”。［34］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经受住了历史风云的考验，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改革的不同道路选择没有影响中苏关系的顺利发展，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平稳地过渡到了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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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确立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中苏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相互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不利用同对方接壤的第三国的领土、领水和领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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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确立了加强边界信任，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将中苏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为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保持安宁作出努力。”“双方主张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36］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根据苏美协议将在苏联东部要销毁436枚中短程导弹。1989年到1990年部署在这地区的苏军集群将要裁减20万人，其中在远东区的12万人。我可以通告，陆军要裁减12个师，空军要解散11个团，太平洋舰队要削减16只军舰。”［37］中苏边界非军事化，把它变成一个和平友好的边界成为两国政治家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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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确立了促进国际关系的根本健康化的原则。双方宣布奉行和平政策，不谋求霸权，主张提高联合国的威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裁军、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及地区冲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倡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和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国际生活。双方认为迫切的是，在考虑各国人民利益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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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问题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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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侵略中国遗留的问题。从1964年2月起，中苏两国就解决边界问题开始谈判。从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中苏先后举行过边界谈判。然而，由于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坚持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如果这样，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中国自然不会同意。中方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界河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矛盾异常尖锐，甚至于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流血冲突。中苏边界谈判取得进展是从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以后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国际通行的规则，同意了以界江界河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做法，促使中苏边界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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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2月两国边界谈判在莫斯科重新开启，钱其琛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这次谈判因为有了戈尔巴乔夫讲话做基础，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1991年5月，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2年2月，中俄两国最高立法机构分别批准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与此同时，中俄西段边界问题的谈判和勘界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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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俄）是世界上两个边界线最长、最大的邻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两国的结盟，还是敌对，对于两个大国的关系来说，都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直到1989年5月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把两国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两国关系中应遵循的普遍性原则，才使两国关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为中苏（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传统的改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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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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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涅任斯基：《冷战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理论基础》，（俄）《祖国历史》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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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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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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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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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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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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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俄）奥 · 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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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钱其琛著：《外交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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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小平文选》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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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外交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编委会：《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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