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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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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王尊贤等译：《我与东西德统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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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民德）埃贡 · 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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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转引自（美）小杰克 · F · 马特洛克著，吴乃华等译：《苏联解体亲历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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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民德）埃贡 · 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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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连玉如著：《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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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德）迪阿曼、骆约特著，葛放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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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72．“8 · 19”事变的前因后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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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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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发生的“8 · 19”事变对苏联解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当事人、史学家对“8 · 19”事变有不同的解释与看法，至今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但在谈到这一事件的后果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一事件加剧了苏联的解体。“8 · 19”事变是苏共党内危机的反映，事变的发动者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以挽救苏联，但仅仅三天就宣告失败。“8 · 19”事变的悲剧性在于，它以维护苏联为目的，却成了苏联加速瓦解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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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党内分裂加剧，强硬派对戈尔巴乔夫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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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核心，苏共靠自上而下的各级党组织管理着国家。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党内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派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危机不是米 · 戈尔巴乔夫引起来的，而是他揭露的，并试图解决它；在这场危机爆发以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开始了一场斗争。不是进化，而是‘社会主义的’党国旧机构和‘民主主义’新力量之间的斗争。”［1］从1988年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苏共分成了大量独立的、代表不同集团利益的政治派别，从内部破坏了苏共的统一和完整，苏联社会精英阶层发生的分裂，破坏了政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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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苏联领导层发生了很大变化，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离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一些强硬派新人出现在国家高级领导岗位上。来自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 · 伊瓦什科被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奥列格 · 舍宁成了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 · 巴克拉诺夫升为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新书记亚历山大 · 扎索霍夫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瓦季姆 · 巴卡京的内务部部长职务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鲍里斯 · 普戈取代。以亚佐夫为代表的许多军人实际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据阿尔巴托夫的观察，“相当大一部分军方领导人反对最近几年的整个政策，他们知道，说出有关那个时候的政治领导人和有关斯大林的真相，将是对我们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堡垒的又一次打击。二次大战常被用来为斯大林犯的罪行作辩护的主要借口。这种辩护是这样的：是啊，是有过镇压，有过对农民的剥夺，但是后来我们胜利了，并且拯救了欧洲。但是没有人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那种灾难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难道有任何理由不应取得胜利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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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苏联和苏共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人，而戈尔巴乔夫不是这样的人，用其对手叶利钦的话说：“自身的天性使戈尔巴乔夫富有外交手腕，善于妥协折中，精于玩弄从容不迫而又纷繁复杂的人事把戏，更能掌握奥妙的‘东方’式的统治法术，但戈尔巴乔夫被那些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典型代表人物’包围起来，从而为他自己掘好了陷阱。戈尔巴乔夫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力，推动自己的班子急剧地改变方针。同时，自身的政治命运又让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与左派势力对话，与民主派进行政治妥协。”［3］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专心当好总统，当时苏共中央已经不是政权机构，在莫斯科党的机构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但州区等地方党委仍在起管理国家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来保持苏共的统一，防止苏共的联邦化和国家的解体，实际上他未能达到此目的。苏共党内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不满，有意撤换他，但找不出能跟叶利钦对抗的有魅力的其他领导人，长期养尊处优的地位使苏共党内充斥着官僚，而缺少贴近民众的领袖。在1991年4月中央全会上，代表们激烈批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用手敲着桌子，说要辞职，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经过讨论发现，除了忍耐戈尔巴乔夫，别无他法，“中央委员中就找不出一个，哪怕只是临时担任中央委员会领导的人物，而且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愿意担任这个领导……政治局恳请总书记收回辞职申请，继续履行先前的职责，戈尔巴乔夫答应了这个要求，原因也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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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少有影响的人物要求戈尔巴乔夫履行其作为总书记和总统的职责，苏联最高苏维埃500名代表组成的“联盟”议员团发表声明：“如果在召开第四次苏联人代会前的30天内国内形势仍没有根本好转，那么人代会就应该解决关于总统本人的问题，对总统的信任将结束。”在1991年6月17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宣称内阁不是总统的，表明总统和内阁间存在分歧，而且这一分歧还不仅限于一些小事，而是体现在摆脱危机的方式、方法中，他们必须就很多问题与总统协调立场，但总统却常常找不出时间来解决内阁经常遇到的问题。［5］国防部长亚佐夫在发言中说，苏联的强国地位开始动摇，军队状况堪忧；内务部长普戈称犯罪率在上升；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说，国内外都有人在策略反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阴谋，他提到必须在交通、能源、冶金、金融，以及国内的某些区域实行紧急状态，以保持社会稳定。［6］而戈尔巴乔夫在6月21日的会议上发言却宣称总统与政府间没有分歧，不必实行紧急状态，要保证经济的非军事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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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俄罗斯总统选举和市长的选举结果，表明苏共在人民中已经没有什么威信，加剧了苏共的危机。时任中央委员的麦德维杰夫说：“苏共好像不再是执政党，而苏共中央工作人员似乎觉得这样更好。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能感觉到苏共新地位的征兆……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几百万普通党员也公开宣布退出苏共。仅从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从1900万下降到1500万。”［7］军队对军工企业转产，军事战略思想的改变，裁减军备，从东欧撤军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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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已经分裂成多个派别，有以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中心的保守派，有极端程度不同的几个派别，也有民主派。雅科夫列夫、波波夫、谢瓦尔德纳泽、沙塔林、沃尔斯基、西拉耶夫等签署声明，主张成立民主改革运动，1991年7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消息报》上发表《需要新步骤》一文，表示：“我向来主张多党制，而更准确地讲是主张理性的民主的两党制……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意并支持以民主为导向的运动和政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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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7月25—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这是最后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新党纲草案和关于联盟条约草案。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强调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要建立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对于苏共，他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认为苏共要想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攻击，许多人指责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改革派还是占了上风，全会最终通过了《关于苏共纲领草案和各级党组织对草案进行讨论的任务的决定》，决定1991年11—12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新党纲。此后，戈尔巴乔夫从依靠党和国家的官僚们以及军事一肃反工作者集团，转而采取与各共和国领袖、苏共中的改良派、由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的“新民主主义者”合作的态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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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7月末，雅科夫列夫提出辞呈，与戈尔巴乔夫分手。1991年8月15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常委会作出了决定，认为雅科夫列夫有“违背苏共章程和分裂党的行动，认为他不宜继续留在苏共队伍里”。8月16日，雅科夫列夫给苏共中央机关党委的声明，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和迫害，“我想提醒社会，在党的领导核心里已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斯大林式的集团，它反对1985年的政治方针，阻碍我国的社会进步。实际上这是党的领导违背自己的宣言，正在摆脱党内的民主派，为进行社会复仇、进行党内政变和国家政变做准备。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再在苏共内部为民主改造事业服务已经是不可能的和不道德的了，因此我声明退出苏联共产党。我的良心要求我这么做”。［9］同一天，雅科夫列夫还写了一封致苏联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论复仇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党的领导采取了把民主派清除出党的方针，“现在的领导应该对摧毁党和使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承担全部责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目光短浅的”。他认为：“业已形成的最高权势机关不仅抗拒要求革新、自由和民主的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武断、非理性思维以及不能遵循正常道德和人权的通行标准，它本身已成了对社会的威胁，成了进步的障碍。不仅如此，这个机关企图唆使人民群众反对改革，反对提倡改革的人。”“最终，党没有实现民主重建，也没有与专制的过去决裂，更没有变成有作为的政治组织。”“6年的改革表明，苏共的组织结构和苏共领导的行动使苏共急剧滑向同社会、特别是同社会中的最爱国最积极最有作为的那部分人对抗的地步。”“需要有一个由建设性反对派组成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集中力量去搞什么意识形态争吵，不是耍什么政客手腕来自我肯定，也不是为什么人的野心而斗个没完没了，而是捍卫健全的理性和合理的实用主义，争取通过能在今天和未来使人民和全国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的决议和法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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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采取了离开的办法与戈尔巴乔夫分手，强硬派则想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卢基扬诺夫本人后来证实，党内的‘健康力量’根本不打算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日历乖乖地在11月充当牺牲品，而是打算‘在9月举行的非常中央全会上提出罢免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的职务问题。戈尔巴乔夫看来知道此事’。”［11］为了解除戈尔巴乔夫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共反对派和党的机关筹备在1991年9月召开非常的苏共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向加盟共和国领袖寻求支持，许诺彻底地扩大他们的权限并加紧准备于1991年8月签订新的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人达成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协议，便于8月4日去克里米亚休假，准备8月19日返回，于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在休假前，就有许多人警告他可能发生政变，但他置之不理。抢在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之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著名的“8 · 19”事变。可以说，“8 · 19”事变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苏共党内危机的反映，苏共党内潜在的冲突变成了公开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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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事变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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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8 · 19”事变？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有人认为是挽救濒于解体的苏联的最后尝试。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则是“叛乱”。为什么要发动这一行动？至今仍说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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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事变一年后俄罗斯总检察长B · 斯捷潘科夫宣布的原因如下：1991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克里姆林宫秘密会晤，在这次会晤中达成协议，矛头指向苏联政治领导层的保守派核心。其中包括在8月20日签署联盟条约后，要解除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职务。克留奇科夫知道了会晤的内容，抢先发动了政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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