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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金的描写他见到的戈尔巴乔夫：“他一副病态，步履蹒跚，脸呈赤红色，这与其说是阳光晒的，不如说是血压高的缘故，他给人一种痛苦和不满的感觉。他迅速同大家握手问候，不看任何人，怒气冲冲地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事先通报一下？电话怎么都不通了？’‘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什么问题？’”“‘我们来的目的是讨论国内局势问题。’舍宁说。‘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话。”他们以为能够得到戈尔巴乔夫准备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指示，但戈尔巴乔夫不配合，他们向他汇报国内的局势，说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反对他们没参加讨论的新联盟条约，向他汇报了准备实行紧急状态以稳定经济，“他突然问道，紧急状态措施是否也适用于俄罗斯领导人的行为。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感到完全放心了”。戈尔巴乔夫强调这些方案最好通过民主的方式实施，并要求向同志们转达他的意见，握手告别时，他又补充说：“好吧，就这样，你们干吧。”［21］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只要确信实行紧急措施会取得初步的良好效果，他就将公开地，且以最积极的方式给予支持”。［22］在这里，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身体欠佳显然是谎言，几天后当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回来时并没有丝毫的病容，“8 · 19”事件的组织者靠制造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谎言来接管权力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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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乔夫描写道：“8月18日下午5时许，舍宁、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博尔金和普列汉诺夫（戈尔巴乔夫当即将他拒之门外）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福罗斯时，戈尔巴乔夫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派你们来的？’从他的卫队长向他报告有客人从莫斯科来拜访他，到那些人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这40分钟之内，他已经搞清：包括最高统帅战略通讯在内的所有电话，均悉数关掉。他把家人集合起来，并向他们发出警告：要准备应付事态的任何发展——从‘赫鲁晓夫模式’到更加悲剧性的结局。”［23］这些人要求戈尔巴乔夫要么签署关于在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及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个别州’实行‘总统治理’，换言之就是紧急状态的文件，要么他将自己的权力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并靠边站，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替他把脏活干完。戈尔巴乔夫听了火冒三丈：“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都是冒险主义分子。你们要毁掉自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可你们要毁掉国家，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把这个话给派你们来的委员会捎去吧。”［24］“预谋的这次行动，目的言简意赅：阻止新的联盟条约的签署。”［25］他认为，克留奇科夫从春天开始就在筹划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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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事变的实际意图是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而签署新联盟条约是戈尔巴乔夫经过苦苦努力好不容易才达成的协议，此时他跟叶利钦站在同一战线上，因此，说戈尔巴乔夫默认之说并不成立，皮霍亚的结论应该更符合实际：“分析现有的资料使人确信，这一阴谋是违背戈尔巴乔夫的意愿的，尽管戈尔巴乔夫经常谈到可以实行紧急状态，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图谋的最终成熟起到了‘营养高汤’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合作，但是并没有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当时的重要细节：戈尔巴乔夫的卫队始终忠实于他。8月21日，正是他的卫队威胁说要采用武力，拘留了飞到福罗斯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团成员，并且强迫他们必须接通与外界的通信联络。而戈尔巴乔夫却出尔反尔，力求逃避责任，把责任推到了直接执行者身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八月政变的特有因素。”［26］从戈尔巴乔夫自己所描述的对政变者的谈话看，他的反对态度不够坚决。在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动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19日下午提交一份要求：立即恢复通讯联系，派一架飞机把他送回莫斯科。他让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帮助起草了一份声明：亚纳耶夫等人的行动是非法的，没有法律效力，要求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立即中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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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晚7时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等人返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的人都被严格看管起来，实际上把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了。晚9时，政变者聚集到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开会，至8月19日凌晨3时左右才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舍宁、普戈、博尔金等。“多数人倾向于这种观点，既然戈尔巴乔夫不置可否，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办，对外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亚纳耶夫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好，大家一致提议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28］大家推举亚纳耶夫担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席，成员有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等，一共8人，都是苏联掌握军政大权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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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代行总统职权的副总统亚纳耶夫说：18日夜9—10点，他被叫到克里姆林宫，在政府大厦三层一间办公室里，坐着帕夫洛夫、亚佐夫、普戈、巴科拉诺夫、克留奇科夫等人，他们在此坐了快一天了。谈国家严峻的局势，应该采取措施，但通过什么道路克服危机，大家在争论。共同的看法是在基础部门和一些地区宣布紧急状态。亚纳耶夫表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我不宣布在特定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他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已被软禁，被大家要求履行总统职责。他们说戈尔巴乔夫身体不好。他是被迫签署命令、声明和呼吁书。［29］苏联末任克格勃主席、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巴卡京在回忆录中证实了亚纳耶夫的说法：8月19日早晨他看到的亚纳耶夫神经极端紧张，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不停地吸烟，他对巴卡京说：“半夜四点钟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把我送到了这里，花了两个钟头说服我，我同意了，所有文件我都签了字。戈尔巴乔夫完全意志消沉了，什么也不明白，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头天晚上他们在他那里。所以需要我来担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这是正确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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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上午11点左右，苏共中央书记处在舍宁的主持下召开非常全体会议，对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有关决议表示追认，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发了密码电报，要求尽一切可能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但具体应该做什么，事变的发动者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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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普里马科夫回忆，8月20日早晨8点，他去克里姆林宫上班，没有遭到任何阻拦。半小时后，他去找亚纳耶夫，“你怎么了，神志清醒吗？”亚纳耶夫不知所措，说：“如果我像4月份那样拒绝的话，那……”他用食指颇富感情地拍前额，“现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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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电视台发表讲话，拒绝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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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尼亚，请你相信，一切都安排好了。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一回来，我们就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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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儿不可信。必须立即撤走莫斯科大街上的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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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的印象是（实际上也是如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为代总统，也就是国家第一号人物的亚纳耶夫，远非阴谋的“首席小提琴手”，他真诚地希望所发生的一切原来是一场噩梦。也许他当时喝酒正是为了让自己变得轻松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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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的实际筹划者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克格勃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由30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组成，第一总管理局是情报局，主要向苏共中央国际部提供情报；第二总管理局实际上是反间谍局；第三总管理局负责军队中的反间谍工作；第四总管理局负责安全问题，并提供反间谍工作所需的交通工具；第六总管理局负责经济安全问题。还有保卫宪法制度管理局。第七管理总局负责户外监视，‘阿尔法’特别分队也属于这个局。第九局是保卫局，执行保卫国家最高官员的任务，还保卫苏共和国家机关的重要设施。边防军管理总局负责保卫苏联的陆海疆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政府通讯管理局负责国家领导进行专门的密码通讯的工作。业务管理局集中了苏联一流的专家。克格勃有大约48万名工作人员。克格勃实际上长期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条件下行使其职权。8月事件后成立的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在实际上没有能于某种程度上控制其活动的法律基础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长期工作导致它实质上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可以对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行检查，而且以最有效地保证国家安全为借口，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庞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既然苏联最高苏维埃没有制定出规范性的法令，没能保证对苏联克格勃进行监督，所以它也就没有履行宪法赋予它的责任。苏联检察机关也没能对安全机构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检察。结果安全委员会成为一种有其自己特殊利益的独立政治力量，客观上变成凌驾于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机关之上、不受其管辖的、超国家的设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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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没有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但被认为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思想家。卢基扬诺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学和多年好友，不仅与紧急状态委员会联系密切，而且对戈尔巴乔夫有很大影响，是他让戈尔巴乔夫疏远改革派而转向保守派。8月19日早6时，卢基扬诺夫在电台和电视上发表声明，他批评条约草案，强调不能签署这样的文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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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事变的发动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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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凌晨4时，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工作。6时，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正式宣布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命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127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事件发动者的行为显然是违反苏联宪法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总统“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情况下，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者相应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者同意，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在缺少这种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要由不少于其成员总数2/3的多数通过”。代总统亚纳耶夫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显然与此项条款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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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6时30分，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发表了《苏联领导声明》，宣布从莫斯科时间1991年8月19日4时起，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主席季贾科夫8人组成。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名单中，但他实际上站在他们一边。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积极负责实施紧急状态，负责戈尔巴乔夫保卫工作的普列汉诺夫执行了软禁戈尔巴乔夫的命令，使他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几乎所有和戈尔巴乔夫一道并肩工作的高官都参加了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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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宣言和对此次事变的正式解释。《告苏联人民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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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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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祖国和我国各族人民命运面临的严峻危急时刻，我们向你们发出呼吁，我们伟大的祖国面临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进入了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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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极端主义势力，它们奉行消灭苏联、瓦解国家和不惜一切代价夺权的方针，它们利用赋予的自由，蹂躏刚刚出土的民主萌芽。赞成祖国统一的全民投票结果遭到了践踏。利用民族感情进行无耻的投机，只是为了掩盖他们的野心。无论是本国人民今天的灾难，还是明天的前途，都不能使那些政治冒险家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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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由人民选择社会制度，但有人企图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有些人手中握有权力，却不把权力用于关心每位公民和全社会的安全和幸福，而把它用来谋求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利益。用作无原则的自我肯定的手段，滔滔不绝的话语、堆积如山的声明和许诺只能突出地证明所做的具体工作微乎其微。权力的膨胀比任何其他膨胀都更为可怕地破坏着我们国家和社会。每位公民都对明天越来越失去了信心，对自己的孩子的未来感到深切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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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意识到破坏我们国家的危机的深度，它担负起了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决心采取最重大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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