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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早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睡梦中的叶利钦被女儿叫起，被告知发生了政变。但别墅的电视可以照常收看，电话可以接听，紧急状态委员会并没有对叶利钦采取行动。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赖、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等半小时后都来到了这里。总统叶利钦立即组织大家对政变进行反击，大家一起起草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并用传真机发出去。叶利钦没料到事情做得如此容易，他在谈到此事时说：“克留奇科夫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由于近两三年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我们国家里新的通信手段大量涌现。在我女儿刚印完告俄罗斯公民书后一个小时，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人们就读到了这个文件。外国通讯社、专业和业余计算机网、几家类似《莫斯科回声》的独立无线电台、交易所及许多主要刊物的通信网也都转发了这一文件，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复印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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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克留奇科夫派出“阿尔法”小组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去逮捕叶利钦，但“逮捕叶利钦的命令之所以没有执行，是由于分队的领导意见不一致。‘阿尔法’的一个副队长卡尔普欣将军坚持要逮捕叶利钦。另外两个队长反对。20日，通过多种通讯渠道又把‘阿尔法’全体人员召集起来，但是他们弄清情况以后，拒绝参加任何行动”。［36］克留奇科夫说没有过逮捕叶利钦的计划，派“阿尔法”小组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区是为了保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同俄罗斯总统会晤的安全。［37］叶利钦于上午9时半离开了别墅，当挂着俄罗斯国旗的叶利钦的车队离开别墅开往白宫时，隐藏在路旁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按兵不动，战士们默默地注视着疾驶而过的车队。他们事后说，当时只有特种部队小队长卡尔普欣通过无线电声嘶力竭地命令拦截车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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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防部，格拉乔夫、沙波什尼科夫等国防部的要员明显支持叶利钦。叶利钦从容地从别墅回到了俄罗斯议会所在地——“白宫”。11时46分，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声明政变不合法，这是一场右派的、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他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要求国家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必须保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对全国人民讲话，要求紧急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他还呼吁军人们表现出高度的公民责任感，不参与反动政变，并呼吁在俄罗斯全境内进行无限期的总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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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利钦的感召下，群众走上街头。中午12时许，莫斯科跑马场上，有人举行集会，开始只有上千人，人越聚越多，集会者宣读了叶利钦的《告俄罗斯公民书》。直到此时，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下，军队开到莫斯科，一队装甲车从大剧院方向开往跑马场广场。12时30分，示威者在民族饭店前用两辆无轨电车封锁了特维尔大街。市中心的所有桥梁上都停着坦克，军队开始在莫斯科市内大规模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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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叶利钦的，但亚纳耶夫等人试图借助宪法的权威，使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合法，迟迟没有对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其他领导人采取措施。“白宫”的通信照常，叶利钦与西方领导人保持着联系，争取军方的支持，并做好了组织流亡政府的准备，成立了以鲁茨科伊为首的防卫司令部，组织保卫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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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领导人发起宣传战，被禁止的激进派的报纸改用号外、传单的形式在莫斯科广为散发，其中心内容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身体健康，让大家注意戈尔巴乔夫被解职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让人们认识到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不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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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站在路上阻挡坦克前进，表现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俄罗斯的政权。“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响应俄罗斯领导的号召，往俄罗斯议会大厦走去，以捍卫民主，保卫自由。‘白宫’周围筑起了街垒。”［39］如果发生武力对抗，会造成流血，这是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愿看到的。被派来包围“白宫”的塔曼师坦克连和图拉空降师倒戈，转到了叶利钦一边，其余部分保持中立，加里宁大街桥头和“白宫”周围的坦克炮口不是对着“白宫”，而是枪口朝外。叶利钦得到了空降部队司令员格拉乔夫的支持，增强了叶利钦的信心。格拉乔夫派列别德将军率领图拉的空降兵来保卫白宫，叶利钦允许他把一连空降兵派驻大楼周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如果坚持用强力手段解决问题，会导致流血，甚至发生灾难性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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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中午1时，叶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登上封锁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塔曼师110号坦克，他的几名助手也随其登上坦克。叶利钦发表了演讲，呼吁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全体公民进行反击。叶利钦向人们发表讲话，宣读《告俄罗斯公民书》，他还签署了一系列命令，宣布“凡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颁布的命令都是非法的，它们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一律无效”。苏联在俄罗斯联邦内的所有权力机关，其中包括克格勃、内务部、国防部都转归他领导，他宣布自己对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苏联军队有全权指挥权。叶利钦等俄罗斯联邦的领导向卢基扬诺夫递交备忘录，要求他公布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及其所在地的真相，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对紧急状态做出法律评价，取缔非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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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下午5时许，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宣布定于8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会议将批准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紧接着，亚纳耶夫颁布命令，宣布从8月19日起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任命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为莫斯科市卫戍司令，授权他颁布严格规定维持紧急状态必须执行的命令。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2号决定，决定暂时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的社会出版物，只允许下列报纸出版：《劳动报》、《工人论坛报》、《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农村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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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午5时46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政变者表现得并不坚定，亚纳耶夫的手在发抖，他在谈到戈尔巴乔夫时说，戈尔巴乔夫“处于十分安全的状态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现在正在克里米亚休息和治疗”，希望“戈尔巴乔夫康复后履行自己的职责”。“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将会归队，我们还将在一起工作。”他们没有拿到证明戈尔巴乔夫病重的医生证明，而只是说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不佳。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的问题使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陷入死胡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不足。帕夫洛夫病倒了，克留奇科夫没有参加记者招待会。紧急状态委员会确实没有可信服的领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赢得大众的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我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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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紧急状态委员会会除了继续宣传其声明等文件外，没有什么切实的行动，这天允许出版的报刊除了刊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和命令外，还刊登了卢基扬诺夫对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声明，但落款日期是8月16日［41］。卢基扬诺夫的声明称：“条约的许多条款是违反苏联宪法的，需要做很大的更动；它会引起劳动公民的疑问。还说匆忙签订条约会使他深感不安。”［42］这一声明在政治和法律上支持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但卢基扬诺夫与紧急状态委员会保持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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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在莫斯科进行了有效的抵抗。8月20日早白宫周围聚集了不下5万人，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誓死保卫之。用武力攻占俄罗斯领导人的办公地点无疑会造成大量伤亡，没有人想那么做。格拉乔夫一直与叶利钦保持联系，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声明不用武力反对人民。巴卡京在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 · 斯托利亚罗夫的要求下，与国防部长亚佐夫进行联系，劝说军队不要冲击议会大厦，并得到了亚佐夫的保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会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政府总理西拉耶夫联名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并要求：在收到信的24小时内会见戈尔巴乔夫；在三天内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有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参加的医疗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公布于众；取消对俄罗斯所有舆论工具活动的限制；在俄罗斯联邦8月21日召开最高苏维埃非例行会议期间停止在俄联邦境内实行紧急状态；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确保俄罗斯总统不受阻碍地行使职权；停止对俄罗斯领导的威胁，确保他们不受侵犯和自由出入；解散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撤销其所有命令和决定。卢基扬诺夫与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西拉耶夫会见，当得知俄罗斯领导人不会放弃抵抗后表示，争取说服政变者将部署在白宫附近的军队撤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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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合法，苏共中央积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共和国和区委、州委发布指示：采取措施让党员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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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者还过高估计了中央对共和国的权力，只有中亚的共和国和阿塞拜疆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尽管他们没有正式承认。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事实上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则坚决反对。8月20日，各加盟共和国的形势也发生了不利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变化。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正式声明：“宣布紧急状态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没有苏联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参加下制定出公开违法的文件”。他希望听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意见，建议立即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讨论政治形势，在10天内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乌兹别克宣布没有必要在其境内实行紧急状态。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发布命令宣布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在该共和国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摩尔多瓦总理穆拉夫斯基发布命令，禁止在该共和国发行《劳动报》、《工人论坛报》、《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莫斯科真理报》。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发表呼吁书，要求西方国家支持苏联的民主、多党制以及人民选出的议会和总统。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则抨击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军事独裁，号召立陶宛人“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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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坚决抑制。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反对通过政变手段搞掉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领导人并要求他们恢复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宣布暂停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加拿大宣布冻结西方三国财长会议上达成的2亿美元的对苏援助；日本宣布冻结对苏联的援助计划；世界银行宣布取消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而设立的3000万美元基金的建议；欧共体12国宣布中止对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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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中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攻占白宫，拘捕监禁叶利钦的决定，但没有人执行这个决定，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执行这个决定，接到命令的格拉乔夫没有向部队下达命令，而是告诉了俄罗斯领导人，并表示即使接到了进攻白宫的命令，他也不会动手；负责攻占白宫准备工作的是卡尔普欣领导的阿尔法小组，他们很清楚，可以攻占白宫，但以后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不执行这个命令。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克留奇科夫，还是亚佐夫都没有向军队下达无条件进攻白宫的命令，当时只是命令做准备。亚纳耶夫也反对使用武力，担心造成人员伤亡。据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记者记述8月20日的情景：“大街上的路人依然行色匆匆，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莫斯科河边有不少人在悠闲地垂钓。‘白宫’前面则是另一番情景。广场上聚集着近万人，人们身份不同，观点各异，正自发地围成一个个小堆，互相争论着，交换着看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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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紧张，叶利钦的卫士们害怕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起对白宫的进攻，在20日深夜听到枪声后，想把叶利钦带到离白宫只有200米的美国大使馆，但被叶利钦拒绝了。［45］21日凌晨2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一队装甲车冲进加里宁大街立交桥下的通道时，3名阻止装甲车前进的年轻人死亡。这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平民的死亡使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支持者动摇。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政变者也不想走到这一步，克留奇科夫说：“早在8月18日晚上我们就商定，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一旦发生这样的危险，那我们就停止行动，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临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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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上午8时，在国防部部务会议上，空军司令沙波什尼拉夫提出撤出莫斯科的军队，得到亚佐夫和其他与会者的赞成。最后，会议通过决议：军队撤回驻地，取消晚上的宵禁，请求议会审查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否合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分崩离析，在21日早8时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议上，不少成员不到场，巴克拉诺夫宣布退出，亚佐夫也没参加。他们决定去见亚佐夫，决定不再冒险，停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派人到福罗斯，再次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国内局势，并尽力说服他采取行动。11时，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告诉大家，他已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通了电话，说服对方取消了对“白宫”的包围，并同意一起去克里米亚接戈尔巴乔夫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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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苏联国防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把部署在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原驻地。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发布通告，说在首都莫斯科“实行宵禁是不合适的”。决定从8月21日起解除首都的宵禁。塔斯社还发表通告：前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关于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社会政治出版物出版的规定予以撤销。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去福罗斯见戈尔巴乔夫，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乘坐另一架飞机前往。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见面，只同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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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叶利钦也立即派人去福罗斯，派去的人有总理西拉耶夫、内务部长杜纳耶夫、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也随同前往，还有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及几名带武器的军官，几名俄罗斯人民代表、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佩斯西克、记者等。戈尔巴乔地接见了他们，当晚8点，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并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首都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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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取消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决定；解除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有成员的职务；要求苏联总检察机关追究政变参加者的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与联盟建立共同的专门委员会进行侦讯。［47］叶利钦显然在扮演苏联总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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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的发动者受到了惩处。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名成员中，内务部长普戈于22日开枪自杀（同时自杀的还有他的妻子），其余7名成员被捕。此外被捕者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舍宁、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普列汉诺夫等7人。8月24日，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办公室上吊自杀，他在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遗书中写道：政变发生时他正在索契休假，没有人让他回来，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回来，他知道这种做法不可能成功，“问题在于从1990年开始，我就确信，今天仍然确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消亡。她很快就要解体了。我在寻找大声说出这一切的办法。我要盘算，我参加‘委员会’的保障工作及最后与此相联系的被审查，会给我机会大声说出这一切。也许这种解释不令人信服和天真，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我的行为里没有自私的动机”。［48］他在遗书中还说：“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49］8月26日，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 · 克鲁奇纳自杀。但是，俄罗斯人还是很有理智的，处理“8 · 19”事变并没有变成大规模的迫害，虽然政变者被捕了，曾以“叛国罪”受到审判，但没有判刑。苏联解体，俄罗斯陷入混乱，最高苏维埃与总统之间的争斗、民众对休克疗法的不满、叶利钦炮轰白宫等等，影响着人们对“8 · 19”事变发动者的态度。1994年2月23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大赦法，因“8 · 19”事变而被审判者被大赦，［50］他们又在新的制度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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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事变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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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8 · 19”事变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政变者组织不好自然是原因之一，实际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匆忙上阵，他们也没把此事当成推翻苏联合法总统和俄罗斯民选总统的政变，“这些人没有篡夺国家所有政权、在苏联建立独裁统治的思想准备。这种独裁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迫害，甚至会导致恐怖事件的发生。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帕夫洛夫等人，在开始冒险行动的时候，还是寄希望最后能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8月19日与叶利钦举行一次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政治冲突中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动。所有人因此都尽量避免可能造成难以收拾后果的不可逆的武力行为”。［51］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它的工作仅仅限于分发文件和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没有采取什么切实的行动，正如叶利钦说：“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者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克格勃——作为政变的主要发动机，不想用鲜血玷污自己的手，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或偶尔的几声警告性炮轰赢得胜利。”［52］此外，事变的发动者威望不高，没有真正的领袖人物。“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见解成为行动口号和号令的权威人物”［53］沙赫纳扎罗夫认为，“假如这个班子为首的是个遇事果断、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就得手了……”［54］从一般事件发展的本来逻辑分析，以上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变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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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过几年的改革，苏联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被许多当事人认为是注定要失败的阴谋，没有人想用武力解决问题（事变的发动者也是如此），没有人愿意看到流血，孩子们爬到坦克上玩耍，市民与官兵聊天。这说明现代社会的问题不能靠强硬手段解决，人们不愿为信仰而战，意识形态的交锋已不能转为社会对抗。正如普里马科夫认为，“之所以能成功地挫败这场阴谋，是因为国家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样子。功勋首先属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的居民，叶利钦个人的勇敢也起了很大作用，幸运的是，叛乱的领导者是极其平庸的”。［55］巴卡京认为：“叛乱的组织者们在主要的一点上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近几年来国内各族人民尝到了自由的甜头，把甘于受人支配的奴性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了出去。他们没有考虑到，最高层的政变已经不会像1964年那样遇到死一般的沉默。叛乱分子成了他们自己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对国内发生的变化不能作出正确评价的牺牲品。聚集在‘白宫’周围、阻止新专政到来的普通老百姓制止了他们。拒绝执行非法‘新政权’命令的军人制止了他们。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制止了他们，在危急关头，这些领袖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敢、决心和善于捍卫人民按照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并且能够坚持这种权力。”［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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