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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的发动者受到了惩处。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名成员中，内务部长普戈于22日开枪自杀（同时自杀的还有他的妻子），其余7名成员被捕。此外被捕者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舍宁、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普列汉诺夫等7人。8月24日，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办公室上吊自杀，他在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遗书中写道：政变发生时他正在索契休假，没有人让他回来，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回来，他知道这种做法不可能成功，“问题在于从1990年开始，我就确信，今天仍然确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消亡。她很快就要解体了。我在寻找大声说出这一切的办法。我要盘算，我参加‘委员会’的保障工作及最后与此相联系的被审查，会给我机会大声说出这一切。也许这种解释不令人信服和天真，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我的行为里没有自私的动机”。［48］他在遗书中还说：“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49］8月26日，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 · 克鲁奇纳自杀。但是，俄罗斯人还是很有理智的，处理“8 · 19”事变并没有变成大规模的迫害，虽然政变者被捕了，曾以“叛国罪”受到审判，但没有判刑。苏联解体，俄罗斯陷入混乱，最高苏维埃与总统之间的争斗、民众对休克疗法的不满、叶利钦炮轰白宫等等，影响着人们对“8 · 19”事变发动者的态度。1994年2月23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大赦法，因“8 · 19”事变而被审判者被大赦，［50］他们又在新的制度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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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事变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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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8 · 19”事变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政变者组织不好自然是原因之一，实际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匆忙上阵，他们也没把此事当成推翻苏联合法总统和俄罗斯民选总统的政变，“这些人没有篡夺国家所有政权、在苏联建立独裁统治的思想准备。这种独裁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迫害，甚至会导致恐怖事件的发生。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帕夫洛夫等人，在开始冒险行动的时候，还是寄希望最后能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8月19日与叶利钦举行一次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政治冲突中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动。所有人因此都尽量避免可能造成难以收拾后果的不可逆的武力行为”。［51］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它的工作仅仅限于分发文件和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没有采取什么切实的行动，正如叶利钦说：“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者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克格勃——作为政变的主要发动机，不想用鲜血玷污自己的手，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或偶尔的几声警告性炮轰赢得胜利。”［52］此外，事变的发动者威望不高，没有真正的领袖人物。“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见解成为行动口号和号令的权威人物”［53］沙赫纳扎罗夫认为，“假如这个班子为首的是个遇事果断、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就得手了……”［54］从一般事件发展的本来逻辑分析，以上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变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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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过几年的改革，苏联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被许多当事人认为是注定要失败的阴谋，没有人想用武力解决问题（事变的发动者也是如此），没有人愿意看到流血，孩子们爬到坦克上玩耍，市民与官兵聊天。这说明现代社会的问题不能靠强硬手段解决，人们不愿为信仰而战，意识形态的交锋已不能转为社会对抗。正如普里马科夫认为，“之所以能成功地挫败这场阴谋，是因为国家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样子。功勋首先属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的居民，叶利钦个人的勇敢也起了很大作用，幸运的是，叛乱的领导者是极其平庸的”。［55］巴卡京认为：“叛乱的组织者们在主要的一点上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近几年来国内各族人民尝到了自由的甜头，把甘于受人支配的奴性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了出去。他们没有考虑到，最高层的政变已经不会像1964年那样遇到死一般的沉默。叛乱分子成了他们自己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对国内发生的变化不能作出正确评价的牺牲品。聚集在‘白宫’周围、阻止新专政到来的普通老百姓制止了他们。拒绝执行非法‘新政权’命令的军人制止了他们。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制止了他们，在危急关头，这些领袖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敢、决心和善于捍卫人民按照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并且能够坚持这种权力。”［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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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时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战后初期或者20世纪60年代，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不可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应而自行其是，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苏联的改革与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国际社会对苏联有着无形的压力。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亚纳耶夫等人的行动完全持否定态度，纷纷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时宣布中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向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施加压力。由于政变不具有合法性，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他们很难成功。政变的发动者也明白这一点，他们事前派代表争取合法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支持，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但他们仍希望在取得成功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认可，没有贸然采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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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政变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反抗。政变的发动者以为要拯救国家、要克服危机，会得到民众的拥护，结果表明叶利钦的号召力比他们更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合法选出的总统叶利钦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不想屈服于强硬派的武力威胁。叶利钦在反对政变者的问题上也表现了果断与坚决，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叶利钦组织的反对阴谋者的战斗起了巨大的作用。他采取了勇敢的立场，行动果断，挑起了全副重担。在那种非常的条件下，这是正确的。当我回到莫斯科时，我认可了他在反叛期间发布的法令。”［57］民众把紧急状态委员会看成是过去制度的象征，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民众大多追随叶利钦。另外，军队发生了分化，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并不能让军队和克格勃完全听命于紧急状态委员会。沙波什尼科夫拒绝参与政变，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萨姆索诺夫保证军队不进入列宁格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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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变的准备工作不够，仓促行事。政变发动者既没有与各共和国协调立场，争取支持，也没有明确的纲领目标，让人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缺少有威信的领袖人物，亚纳耶夫当副总统时就受到了许多苏维埃代表的反对；帕夫洛夫接替雷日科夫当总理后，也没有表现得更好，他的反危机纲领遭到许多共和国的反对，其经济政策也没有让民众受惠；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在其所领导的军队和克格勃中也没有很强的威信，许多下属并不听命于他们，而是倾向叶利钦，巴克拉诺夫、普戈、舍宁等从地方调入中央不久，也缺少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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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事变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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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事变是一场计划不周的闹剧，反映了苏共内部由潜在的意见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发动事变的强硬派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对于苏联的衰落和失去东欧不满，但他们想用强力手段达到目的，显然难以成功。事变的发动者本意是想挽救摇摇欲坠的联盟，其结果却适得其反。“8 · 19”事变是苏联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事变中断了改革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8 · 19”事变把苏联解体的进程从潜在的变成了公开的，它使党、克格勃、军队威信扫地，联盟机构瓦解，克格勃、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权力机关陷于瘫痪，部长会议全体人员辞职，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拥有的政权的力量。以维护苏联原有的联盟体制为目标的“8 · 19”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的形势已无法逆转。这一事变的消极后果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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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在反对“8 · 19”事变的过程中，叶利钦实际上取代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成了“光杆司令”，他已经没有实权。叶利钦是“8 · 19”事变的最大得益者，他被拥戴为英雄。叶利钦所领导的激进民主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反政变，篡夺了联盟总统和其他中央机构的权力，正如加特霍夫所说：“叶利钦拆卸了整个现有宪法结构。叶利钦的许多行动就宪法方面而言，比起那些政变发动者的行动来，更加不合法。而正是叶利钦发动的反政变，比那场笨拙的政变本身走得更远，它断送了戈尔巴乔夫所作的种种努力，那就是想使处于改革之下受控制而发生变化的现状重新稳定，并使一个更新后的联盟合法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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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22日凌晨2时，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他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另一个国家。当天在电视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此事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并沿着激进改革之路快速前进，昨天我与9个共和国的领导进行了会晤，我们讨论了并决定在最近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我已经跟各共和国的领导人谈了下一步行动的计划，最近将确定签署联盟条约的新日期，然后讨论新的联盟宪法，新的选举法，选举议员和总统。应该确定完成这一工作的期限，不要拖延，因为延长过渡期，大家已经看到了，对于民主改革是危险的”。［59］但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叶利钦并不想继续与戈尔巴乔夫分享政权，也不想和他一道建立所谓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戈尔巴乔夫以为他还是苏联的全权总统，当天未与叶利钦协商就任命了第一批干部：原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为国防部长，原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舍巴尔申为克格勃主席，别斯梅尔特内赫留任外交部长，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为代总理。得知这一消息的叶利钦于8月23日上午气冲冲地来找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强硬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收回成命，并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已有过惨痛的教训，8月事件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因此提醒您注意，任何干部任免，都要征得我的同意。”［60］经过与叶利钦协商，任命沙波什尼科夫为国防部长，巴卡京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潘金为外交部长，他们都是与叶利钦一道积极与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斗争的人。叶利钦还不顾戈尔巴乔夫已经返回莫斯科重新掌握权力的现实，继续抢夺联盟的权力。8月21日他发布命令把全盟电视中心（奥斯坦基诺）转给俄罗斯联邦，把全联盟第二大电视频道转给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以组建全俄罗斯电视网。8月22日他再次发布命令把所有在俄罗斯疆域内的联盟的所有企业和机构，除依据俄罗斯法律转给联盟机关外，全部转给俄罗斯联邦。他还命令俄联邦政府肢解塔斯社，把《消息报》社和位于俄联邦境内的出版机构、印刷厂以及苏共所有的为之服务的企业等都转归俄联邦的新闻与出版部。［61］此后，叶利钦还不断发布命令把他认为应该拿到的联盟资源转到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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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还搬到了克里姆林宫办公，他和戈尔巴乔夫达成了划分克里姆林宫的协议：苏联总统连同其机构使用1号楼，叶利钦及其机构使用14号楼。叶利钦的安全局长感叹到：“当时苏联尚未解体，把俄罗斯的政权机构从全苏联相应的机构划分出来是一件麻烦事，而且极不自然。两个总统同时坐镇克里姆林宫也显得很不正常。我当时就很清楚，叶利钦绝对不会容忍两个政权并存。后来，这种局面很快就以戈尔巴乔夫的垮台而告终。”［62］8月23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在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会晤，这一会晤被现场直播，这实际上是叶利钦等人向他示威。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入口时，听到的不是欢迎声，而是要他辞职的喊声。叶利钦强硬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批准他在“8 · 19”事件期间签署的所有法令，他还打断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要求审议他签署的停止俄共活动的法令，戈尔巴乔夫感觉叶利钦就像猫戏老鼠一样在戏弄他，他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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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党、克格勃和军队一直被认为是苏联政权的三大支柱，“8 · 19”事件严重损害了这些机构的威信，也使这些机构走向了解体，随着它们的解体，联盟国家也失去了维系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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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事件动摇了克格勃的地位。虽然克格勃广大官兵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基本是消极的，并没有积极配合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是，由于克格勃最高领导人克留奇科夫积极参加和筹划了“8 · 19”事变，8月22日，群众在红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傍晚这些人又来到苏共中央的所在地老广场和克格勃的所在地卢比扬卡广场，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激进派借机要求对克格勃进行大改组、大清洗，宣布成立“调查国家安全机构活动委员会”，调查克格勃的活动并对其未来提出建议，1991年10月22日，各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在国务会议上研究改组国家安全机构的问题。根据讨论的结果，国务会议作出第八号决议：撤销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并在其基础上成立3个独立的中央一级的机构：苏联中央情报局、共和国间安全机构、保卫苏联国家边界委员会和边防军联合指挥部。［63］不久，戈尔巴乔夫任命普里马科夫、巴卡京和卡利尼琴科为这三个新机构的领导人。新机构无论从其职能、作用和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来说，都与原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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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不存在了，苏共的精英被俄罗斯的民主派精英所取代，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共潮流。8月22日所有党报刊被停刊，虽然后来这些报刊很快就改变了面目，继续在新社会中生存。苏联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改名为《自由思想》，《党的生活》更名为《实业生活》；有些报刊虽然没有改名，如《共青团真理报》，但内容已变成了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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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叶利钦签署“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共产党停止活动”［64］的命令。由于俄共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一些地区建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叶利钦命令俄内务部和检察院调查俄共违反宪法的活动，向审判机关提交相关材料；在审判机关作出相应的结论前俄共机关和组织停止活动。当天，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照常上班，苏共中央大楼前聚集了大批示威群众，正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戈尔巴乔夫收到了布尔布利斯的一张纸条，写着：“苏共中央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立即下令暂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电力供应。将有人奉命执行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卢日科夫的指令。布尔布利斯。”戈尔巴乔夫在纸条上批示：“同意。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3日”［65］。正是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命令，苏共中央大楼和克格勃大楼被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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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大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戈尔巴乔夫难于再依靠共产党来保持他的权力。8月2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召集普里马科夫、巴卡京、梅德韦杰夫、列文科、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叶戈尔 · 雅科夫列夫、波波夫和卢日科夫等人开会，议题之一是政党问题，最后决定必须通过三个文件：总书记的声明、关于党的财产、关于国家机关的非党化。［66］此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苏共党章规定总书记应该向选举其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辞职，由代表大会最终决定，但戈尔巴乔夫却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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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明白，没有苏共的支持他很难保住权力，但此时苏共上层已经不支持他了。《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奇金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放弃了总书记的职务是不道德的。我参加过苏共中央全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得出的印象是：戈尔巴乔夫很重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他知道同党在一起才会有巨大的力量和后盾。后来他之所以不愿丢掉总书记职务，是由于他害怕自己一旦离开党的岗位，共产党就会同他对着干。有关改革作出的一些不得人心的决议都是以党的名义发表的，结果苏共在为戈尔巴乔夫受过，吞下他所制造的苦果。共产党的最上层不管党，可以说背叛了党，首先是总书记，他的行动破坏了党的整个管理系统。苏共实际上早已丧失了政权。戈尔巴乔夫现在已经不敢再召开中央全会来决定是否解散苏共，因为如果召开全会，他就会受到无情的批判。”［68］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他为什么发表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声明时说：“沙赫纳扎罗夫从福罗斯回来后，曾打电话给扎索霍夫说：‘请您赶快去医院找伊瓦什科，要求立即解救被囚禁在福罗斯的总书记，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扎索霍夫去了，政治局也召集了会议，要求同总书记见面，但是并没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当时的全部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同这些人一起在政治局见面，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呢？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这一切情况都明朗化后，我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因为我不可能同搞反宪法武装政变、公开欺骗党和人民的人继续一起合作。同时，我号召共产党员们，在当地组织起来，集体讨论自己活动的组织形式，作出自己的选择。”［69］8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活动的决议。在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爱沙尼亚，共产党停止活动，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立陶宛，共产党被禁止。各共和国的非党化到1991年9月中旬基本结束。叶利钦的顾问沙赫赖论证说：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苏共都不是一个政治性政党，而是国中之国，因此，消除它完全符合民主的精神和形式。［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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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叶利钦签署“关于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产党财产”［71］的命令：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的卢布和外汇资金，包括存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都将成为俄罗斯国家的财产。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进行分配。苏联共产党生命的终止实际上宣告了苏联解体已无法逆转。苏共是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承重结构，苏共没有了，苏联的主要支柱机构也开始崩溃了，联盟国家很难再存在下去了。美国的冷战斗士乔治 · 凯南在1947年曾说过：假如作为政治工具的共产党被削弱、党内的团结和效率遭到破坏的话，那么苏俄会在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变成为一个不足挂齿的弱国，一个最令人同情的民族实体。1991年苏联的解体恰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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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解散和国家机关的非党化，并没有遇到苏共党员或人民的任何抗议活动，“苏共已经威信扫地，就连几乎人人都是苏共党员的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也不肯出来保卫它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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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剧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正如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史蒂文 · 科恩所说：“政变的后果使新奥加廖沃进程遭到沉重的打击，这些后果大大削弱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政治野心进一步膨胀，也使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对莫斯科人的不可预料的行为产生了担忧。”［73］“8 · 19”事件后，所有国家机构瘫痪，实际上开始了消除苏联国家政治机构的进程。领袖们在作出决策时不再遵循苏联的宪法和法律，实际上都在按自己的政治意图行事。共和国的权力机关实际上不再看联盟中央行事，从1991年8月底开始尽可能快速地拆除联盟政治的和国家的机构。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明显增强，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独立的浪潮，各国纷纷发表独立声明，确定总统选举日期，起草宣言。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于8月20—21日宣布独立，恢复1940年以前的宪法。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8月24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的国家，从这一时刻起，在乌克兰领土内只有共和国法律机关通过的宪法、法律、法令有效。决定于1991年12月1日就批准乌克兰独立的文件在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乌克兰在苏联是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立场无疑对联盟具有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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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31日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23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格鲁吉亚领导人阿姆萨胡尔季阿要求在事实和法律上承认格鲁吉亚独立。截至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10月27日土库曼斯坦也宣布独立，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前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没有宣布独立，但它们同样在自行其是。8月29日，纳扎尔巴耶夫宣布关闭在哈萨克斯坦的核试验场，他在命令中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塞米巴拉金斯克州从1949年就开始进行核武器试验。在此期间这里共进行了大约500次核爆炸，使上千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了损害。鉴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确保当时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军事均势，在建立核潜能力方面已尽了自己的义务，同时考虑到共和国内社会各界的要求，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地；把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地改建成为加盟共和国的科研中心……需协同联盟机构一同确定给受害的哈萨克公民发放损失赔偿金的范围与程序；努力改善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医疗条件。［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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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9”事变在苏联历史上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使苏联的改革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倡导改革的苏共已不复存在，改革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权力，“1991年8月19—21日的事件改变了国家。在永远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保持旧体制的框架内作为‘从上层开始的革命’的改革成了过去。”［75］实际上，8月事件后联盟已经死亡，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到1991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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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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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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