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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俄）科尔扎柯夫著，杨藻镜等译：《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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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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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2-е изд.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 М., Норма, 2008. С. 63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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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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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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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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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转引自唐修哲、孙润玉：《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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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孙凌齐李京洲译：《尚未结束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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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Согрии В.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ю （1985—2001: от Горбачёва до Путина）. М., 2001. 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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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2 - е изд.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 М., Норма, 2008. С. 63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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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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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李京洲译：《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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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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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Ответстстве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В. П. Дмитренко.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 X век. М., 1998. C.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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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73．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联盟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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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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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共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当成苏联解体的罪魁，甚至要审判他们。他们二人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却有不同，戈尔巴乔夫强调自己一直是联盟的捍卫者，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叶利钦则强调苏联解体是人民的选择，俄罗斯联邦放弃帝国的道路，不让苏联这个帝国继续存在，给各族人民以选择的自由，是一件好事。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模式没有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未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失去了凝聚力和吸引力，但作为领袖的个人自然也起了作用。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的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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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行动迟缓，错过改革联盟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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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并没有注意到苏联的民族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给公民以民主权利，而没有想到要改革不合理的联盟体制，错过了改革联盟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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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10个，到1947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58个，到1982年，苏联有33个全联盟的部和31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14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84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26个，总数已达110个。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棉布却不能自己生产；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90%的居民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些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他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根本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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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像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1］殊不知，苏联这个联盟国家主要是靠中央集权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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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2月纳一卡问题尖锐化，在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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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日益尖锐，各共和国要求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明显滞后，苏共中央终于决定于1989年9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3］但这个决议并没有真正实施，也未能遏制分离主义，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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